“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公共服务可及性何以激活基层治理效能?

真正实现治理效能的激活,还需从基层落实的视角进行切入和衔接。实现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是将社会治理中的人民性、公共性和过程性的服务职能引入深处,并整体性地贯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以青岛市李沧区推进公共服务可及性在基层的实现过程为例,研究发现,经过服务规划过程的治理决策和服务设计,服务生产过程的多元共治和资源联结,服务使用过程的居民感知和治理体验,可进一步为社会治理的理论对话提供公共服务领域的评判标准和居民反馈,并以实践互动为依托归纳出可及性得以实现的有效路径,全面激活基层治理效能。     

增能视角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

从增能视角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个为广大村民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增能""充权"和"增力"的过程。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工作,必须通过专业程序、专业服务和专业方法,把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多元参与能力、"三治"融合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作为目标取向。当前,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是:助力党的社会工作,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助力合作平台搭建,提升乡村治理的多元参与能力;助力治理方式优化,提升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能力;助力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乡村治理的科技支撑能力;助力移风易俗变革,提升乡村治理的创新发展能力。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指引。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决定的:一是基层治理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从中央到基层底部“纵向到底”的治理体系,将所有人都纳入国家组织体系中,并以为每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获得国家认同。二是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建立具有现代指向的“横向到边”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成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是在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     

从地方社工委到中央社会工作部：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重塑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由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21世纪以来，地方党委探索各具特点的社会工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方案，形成社会建设统领型、“两新”党建引领型、社区发展治理型等主要模式。中央社会工作部综合吸纳“两新”党建引领型和社区发展治理型地方社工委职责，职责范围聚焦信访、基层治理和社会领域的党建。针对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仍面临的社会工作内涵不清晰、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部门职责交叉重叠、党政机构职能履行不合理等矛盾和问题，持续优化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应构建以社会建设为统领的机构职责体系、组建中央社会建设领域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完善社会工作领域党政部门职能运行机制和转变基层治理中党政机构职能。     

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及其方式优化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要把媒体优势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结合起来,补齐治理短板,提供强力支撑,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媒体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主流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发挥不足,对基层受众的协调动员能力不足,在基层社会中的公信力不足。优化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党管媒体,把党性原则贯穿于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加强正向引导,用先进文化占领基层社会治理舆论阵地;创新话语体系,提升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力;注重社会服务,以高水平的媒体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

<正>基层社会生活的转变形塑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态,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新变化。从治理能力来考察,以往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进而会阻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基层政府硬治理日渐受阻和治理能力弱化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价值共识的形塑能力、社会心理的干预疏导能力和社会合作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因此，提出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建议：广泛开展基层协商，将人民政协协商延伸到基层；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引导群众树立协商意识，有序参与协商；合理运用新媒体手段，创新协商参与形式。     

从运动式治理方式到合力式治理方式:城市基层行政执法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

运动式治理方式是地方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通过高位推动的全体性动员,有助于克服政府内部碎片化,形成一种基层治理和行政执法的暂时性合力。作为运动式治理方式的革新方向,城市基层执法的合力式治理方式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其基本图景已经在中国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逐渐体现。合力式治理方式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基层治理体制和执法机制的有机连接与有效创新,形成一种高协同、重参与、可持续的制度性合力治理格局。运动式治理方式是一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任务设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而合力式治理方式则代表了一种系统设计的职责法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合力式治理方式还着力于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手"合力治理,同时旨在克服运动式治理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合力式治理方式将会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执法领域的一种普遍性的制度方式转换。     

基层治理视角下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研究——以机构改革后湖北省W市13个区的市场监管局为样本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基层治理视角审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以新一轮机构改革之后湖北省W市13个区市场监管局实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为样本,调研后发现,基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面临行政执法“弱化”和行政管理与服务“不足”的新挑战。提升基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需要以作为一种理念的“知识产权国家治理体系”为指导,确立以多主体参与、多环节协调为核心要义的治理理念;并通过制度创设来实现:规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技术调查官制度,并创新落实上级行政机关的指导协调职责,还需要为基层市场监管局明确界分与强化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资助和行政预警等行政方式来提升基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     

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和展望——以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街道社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根基在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在基层。唯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扎根基层,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基层治理创新方式需要从制度、群众需求、法律等几个方面入手,才能实现基层治理的善治。     

政治韧性、结构优化与能力提升：党加强基层政治建设引领基层治理的发展逻辑

基层政治建设是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建构基层民主政治体系并维持稳定政治秩序的系统行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加强基层政治建设就是要增强党的领导政治韧性，明确党建构基层治理秩序的政治责任，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提高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政治优势，夯实基层治理的政治根基；优化基层党政结构，实现党政行为联动、价值同构与责任共担，创新基层治理党政统合机制、基层群众参与机制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基层政治能力，引领提升社会再组织化程度，增强基层群众治理主体性，实现基层治理的实质性治理参与，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兼论广西“三区”计划的成效与不足

在我国,当社会管理模式向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时,社会工作的角色和地位将发生明显变化,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将会增强。由于社会工作具有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观,在缓解个体现实困境、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改善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本研究通过列举和分析广西"三区"计划实施近五年来的成效与不足,来探索如何开展具有适切性的专业服务,以及发展出适合民族地区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新加坡社区治理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政府自70年代以来,不断推进社区建设,社区规划、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同步发展,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功能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新加坡的经验做法,对于深圳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形成主体多元、管理有序、参与广泛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着一定借鉴意义。文章结合深圳实际情况,从组织体系、角色定位、服务功能、社会活力等四个方面对加强社区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应着力加强党的领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时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现阶段,我国基层社会事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让党的领导在社区治理中落地生根,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体系,更需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主体,领导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发力,大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基层治理中的党员志愿服务制度化:意义、困境与路径

志愿服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发展志愿服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员志愿者服务是共产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形式,通过党员的志愿服务理念彰显道德理想的引领力是新时期维护和体现党的执政地位的有效途径。"被志愿"、不配套、走形式等现象反映了当前基层治理中党员志愿服务制度化面临的困境:服务组织行政化、服务平台摆设化、服务结果低效化。要让党员志愿者愿意、能够而且有效地参与基层治理,必须强化三种机制:动力机制、承载机制和保障机制。要真正使基层治理中的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既要解决相关的制度缺失问题,更要解决党员的信仰危机问题。     

多元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为此,必须对多元主体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进一步加快政府改革步伐,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与制度,培育公民精神,塑造公民文化,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以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