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背离到统合: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全媒体的快速发展促使信息传播呈现出“现象级”变革,实现了由以往的“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转变,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境遇。与此同时,全媒体场域中的多元思潮、推荐算法、“过滤气泡”“信息茧房”,不断遮蔽着作为“普遍适用参照点”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整合力、传导力和效用力。为了进一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效,必须坚持一元主导、规范技术驱动、加大优质供给、提升媒介素养,构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突破路径,让全媒体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建设。     

牢固树立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儒化”的思考

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巩固中,存在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儒化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和思潮。它们的存在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要积极地应对这些挑战,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加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初探——基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努力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是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所在。"创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大热门理论思潮对高校师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如何坚守思想阵地,牢牢把握当下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并且不断巩固其在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打造整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环节。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与“不变”——以新冠疫情为例

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热点时刻"。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加剧、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分化、个体意识结构严重失衡等场域困境,因此必须在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上与时俱进,主动应变。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其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理论根基不能变、实现社会共同价值引领的功能定位不能变、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认同路径不能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向度不能变。实践中必须牢牢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既创新求变,又以不变应万变,共同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我国学校场域权力关系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视角

以福柯的视角,学校可以被看成一个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场域,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又是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载体。通过对身体和空间的操纵、层级检查、规范化裁决、考试等手段,规训性权力渗透到学校场域的各个角落,体现在师生的日常互动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了现代社会工业化的管理模式,是现代工具理性的一种体现,造成教育与人关系的异化。     

意识形态的力量之源——恩格斯“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论断解析

意识形态不是普通的意识形式,而是关乎时代治乱兴衰、关乎个人生死荣辱的特殊重要意识。意识形态没有独立发展的历史,却不影响它深度参与历史发展,成为支配人、塑造人的强大现实性力量。立足唯物史观,回到经典文本追问意识形态的力量之源不难发现：正是物质利益的感性光芒与现实驱动、国家机器的体制结构与权力加持、民族生活的历史延续和传统祝福、现实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信仰渴望这些主要因素,使意识形态力量不断生成。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意识形态、信仰、科学三者相一致,既能治国兴邦,也能安身立命,破除了国家运用意识形态力量奴役个人的统治逻辑和异化逻辑,真正致力于“普遍的人的解放”。     

“回到马克思”与哲学诠释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加强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直接研究成为学界共识。哲学诠释学对读者地位、文本意义及解读的历史性的新见解,为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也引发了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尊重文本自身意义的前提下,联系文本产生的语境准确把握文本的本来之义,并且与当代实践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价值——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体”概念的根本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地论述了共同体概念,通过对共同体概念的根本意蕴的分析和探究,形成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演进过程的科学认识,以全人类的真正自由解放为最终价值追求。这对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深远的启示,对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贡献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起到了稳定锚发动机助推器的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感受中国智慧。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     

城市物权空间治理的权力嵌入与技术赋能——基于S市物业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案例分析

目前,有关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权力嵌入论"与"业主自治论"两种观点。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空间,上述两种观点在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传统权力嵌入困难、业主自治不足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技术赋能"成为嫁接"权力嵌入—业主自治"的中间媒介和黏合因素,是基层政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新兴形式,以及实现业主居民组织化自治的路径选择。通过对S市商品房社区票决技术演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在新型物权空间中,一是运用制度性和行政性工具对治理场域进行重构,为基层技术型治理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支撑;二是通过依托新兴技术建立留痕化和便捷化的赋能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契合实现了从传统权力嵌入到新型技术嵌入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主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     

农村社会矛盾演化机理——一个基于“双向力场”分析的理论框架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急需理论与制度创新。认识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矛盾,要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失衡状态的视角出发,研究造成农村社会均衡状态破坏的压力来源和压力作用机制。同时,可以尝试将这些压力划分为引发矛盾的驱动力和缓冲矛盾的抑制力两种类型,通过考察两种力量相互作用规律,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的"双向力场"分析理论框架,用以把握农村社会矛盾演化的机理和阶段性特征,达到精准识别、预测和控制农村社会矛盾的目的。     

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承接探析——基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分析

产业转移与承接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或地区产业发展与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后半期,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通过产业承接与结构升级,实现了"东亚奇迹"。以亚洲"四小龙"为例,分析探究承接产业转移的现实基础及其实现产业承接的内在机理,可以为我国的产业承接与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承接探析——基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产业转移与承接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或地区产业发展与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后半期,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通过产业承接与结构升级,实现了"东亚奇迹"。以亚洲"四小龙"为例,分析探究承接产业转移的现实基础及其实现产业承接的内在机理,可以为我国的产业承接与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政策-技术-机制”的整体性分析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践发展历经政务部门自身利用、社会化利用与商业化利用三个渐进式阶段,市场与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融合程度日趋深入,政企关系更加复杂紧密,基于“政策—技术—机制”的多维度分析框架成为破解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难题的理论思路。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走向市场化,是以政企协同为核心动力的。本文基于四个典型案例探究政务部门与运营企业的角色功能差异,以及差异化的政企协同关系与发展模式对公共数据经济价值实现的影响,进而提出通过健全专项政策体系、提升技术保障能力、遵循市场化调节机制、构建良好服务生态等,改善政企协同关系,优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发展进路。     

政策制定中减少交易费用的制度路径——以“区别性组合”的交易费用理论为框架

政策制定过程的实质是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经过博弈达成一致协议的签约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合作、妥协和讨价还价等权利的让渡行为,即交易行为.博弈双方都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一交易费用以确保交易活动的完成.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原本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的弱势集团更加不堪重负,造成"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显性交易费用的构成包括:用来确定政策事项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组织决策集团的费用;合作、妥协及讨价还价的费用;不确定性风险和制定考核标准的费用.隐性交易费用主要指寻租活动的租金.减少显性交易费用的路径是: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弱势集团利益的维护作制度性规定;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组织,形成新的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减少隐性交易费用的路径是:推动以建设电子政务为核心的公共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策服务机制,形成网络治理的新模式;建立健全司法追诉体制等寻租惩罚机制,加大寻租成本.     

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地方性与合法性——一个关于“治理”的文本分析框架

公共性、地方性和合法性可作为当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微观"立体"分析框架。公共性从横向层面体现为代表性与回应性,地方性从纵向层面体现为参与和多中心治理,合法性从垂直层面体现为治理绩效、价值认同和公民一致服从。以公共性为轴心,将公共治理的地方性与合法性有机整合起来采取行动,是政府明智的政治策略选择。     

政绩竞争与条块合作：指数驱动地方政府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项目的分析

指数何以驱动地方政府有效开展治理工作的？本文以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建设过程为案例,引入权力规训的理论视角,剖析指数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过程和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指数治理是一个“条”与“块”在地方治理创新的政绩压力下,实现地方权力与资源再分配的政治过程。一方面,作为一种稳定的向上级政府呈现政绩的表达渠道,指数体系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引导至有限的指标上,使得职能部门实现治理创新和部门边界的扩张。同时,“条”通过监控机制和考核机制,对下级块形成强激励,推动了地方条块的有效合作。另一方面,指数基于可视化和显示度特征,将“块”模糊的、难以测量的政绩以“指数”简易化、数字化和排名化的形式呈现给上级“块”和社会舆论,“条”调动“块”的积极性,形成了稳定的“印象政绩”,助推地方治理创新中的条块合作。研究结论可以为技术与组织关系以及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研究提供可能的分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