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大为平台的协商民主问题初探

正一、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呼唤协商民主人类解决公共治理问题,可以遵循不同的逻辑。包括以契约和自由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市场逻辑",以及"科层官僚制"的"行政逻辑"。现代公共治理问题日益复杂化,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均面临失灵的困境。治理运行的第三种逻辑"政策网络"开始兴起,它将社会运行看作是各种相互关联的平等主体,在资源依赖、权力分享基础上的互动结果,这种逻辑要求主体间的平等"协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公共治理日益面临复杂化局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的困境及其法律对策——一个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

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看,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增加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有效性、提高行政决策的社会可接受性、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等社会管理创新功能.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的困境主要有: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主体存在合法性困境;政府信息不透明为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设置了障碍;程序法规的缺失致使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难以有序化.制定《社会组织法》,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行政程序法》,创新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的主体法律资格、法律信息机制、法律程序机制,是破解其困境的法律对策.     

人民团体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制度分析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将"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并且提出"支持群团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即明确了人民团体在基层治理的角色与功能,为推进人民团体参与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具体的政策依据.从实践层面来看,人民团体协商在基层治理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人民团体作为协商平台,各主体在人民团体这个平台上开展协商治理;另一种是人民团体作为协商主体,与其他主体开展协商推进基层治理.当前,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参与基层协商治理正处于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阶段,迫切需要总结其制度创新经验.基于此,本文着力于对人民团体参与基层协商治理进行制度分析,阐释其制度变迁的逻辑、动力和困境,并提出制度完善的目标和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机制重构——以协商民主理论为视角

协商民主理论视野中公共决策的"公共性"强调决策过程应该以民主价值为依归,集中表现为公共决策应该以公民参与为核心。现实中作为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制度设计不完善、传统行政文化的限制、公共决策相关信息的不对称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素质的影响,他们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并不多见,处于种种困境之中。协商民主理论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从我国实践层面出发,增加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     

政治过程的协商式输入——以同德围公共治理为例

在同德围治理中,外、内输入相结合的协商式输入,使利益要求穿越了系统的边界从外部环境进入行政体系,同时结合了政治精英的内输入,促成行政体系的有效运转并作出有针对性的治理决策输出。协商式输入践行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促进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成长,有助于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化解。基于协商式输入而设立的公咨委,有望发展成为新型的社会治理主体,促进政治体系作出更加积极的回应性调整。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行政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行政治理作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渠道,近年来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一项热门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行政治理存在诸多弊端,而地方政府如何走出困境,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机制仍然是一个处于探索中的问题。理论范式及其实践模式多关注于政府与市场、公民社会等外在关联性问题,而以内部联动性为基点的研究鲜有涉猎。为此,从这一基点出发对于地方政府在利益调配、府际竞合和行政职权这三个方面所存在的困境,以内在根源——主体关系——运作权限为逻辑线索,追溯其困境产生的根源,探究其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水能开发协商治理特征研究——以怒江水能开发为例

本文在提出水能开发治理内涵和主体构成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商治理的特征命题，并采取内容分析方法对怒江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民众、公众和社团的分析对协商治理特征进行验证。研究选取了2003年到2006年11月时间跨度的媒体文本，进行分析、编码，整理出目标样本，并对每个主体进行了详细分析。分析结论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构成基于决策的一种协商结构，而民众、专家和社团组成一个基于意思表达的协商结构。     

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衔接机制构建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的合作成为现代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趋势。目前我国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的衔接机制尚未形成,因而在救助主体、救助功能和救助资源方面呈现出分散化治理的特征。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的衔接要以整体性治理为目标导向,通过完善协商对话机制推动主体整合,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功能整合,创新政府购买机制推动资源整合,破解社会救助体系的碎片化困境。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主要差异与共性要素检视——基于七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分析

地方政府全面、持续、有效的治理创新,是对全面改革深化阶段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能动回应。七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包括政治类创新、行政类创新、公共服务类创新和社会管理类创新等内容,以历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为数据分析源,通过量化分析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归纳出现阶段地方政府在推进治理创新中的适应性差异及长效创新路径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长效发展。分析显示,虽然我国地方政府所推进的治理创新在创新内容、区域分布和主体层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民本政府"的价值驱动、"民主化、技术化"的决策取向、"多元合作"的主体定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客体定位、"动态治理"的过程导向是历届地方政府获奖项目的共性特征。     

多元联动: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康问题的网络化治理研究

进城务工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其跨界性和独特性呼唤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该问题的治理。从网络化治理视角审视进城务工女性心理问题的治理现状,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存在着治理不足和孤岛化治理的困境,应从倡导公共价值目标,明确各主体责任分工,加强网络沟通协商,健全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联动的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康治理网络。     

协商治理与社会矛盾化解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施民主协商逐步成为中国基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民主协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协商民主对于实现利益整合、降低决策风险、培育社会自治和增进公共理性具有显著功效。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协商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决策阶段发挥着重要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各级党委政府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倡导、基层社会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发展的动力。     

协商治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与路径

社会治理创新是指通过重塑治理机制,规范行政力量的治理,将市场和社会力量变为城市社会治理主体的一种多主体共同主导的公共行为,其内核就是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共治。作为一种开拓性公共行为,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存在着主体单一、落地困难和重复创新等问题,也面临制度性、组织性和个体性的障碍。这些问题和障碍的存在会消解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未来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引入协商民主范式,具体路径是构建协商治理,通过协商治理解决创新主体单一和重复创新问题,并把创新有效下沉到社会治理实践中。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实践、协商模式及其转型——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只是度量财政收支的会计过程,更是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政府预算的公共性与民主性问题是中国预算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为参与式预算的全球扩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近10多年来,中国基层政府进行了参与式预算的改革与探索,采取了普通公民建议与人大代表决策对接,以及人大代表与普通公民共同决策两种参与形式,从预算参与的协商主体、协商路径和协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来看,中国参与式预算属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模式,该模式离成熟的协商民主存在一定差距而只具有过渡性质,因而急需实现预算协商模式的转型,其中包括公共协商的三个"重心转移":协商主体重心从政府向纳税人转移,协商路径重心从依靠权力精英自上而下的"内输入"向依靠社会组织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外输入"转移,协商功能重心从咨询性协商向决策性协商转移,协商模式转型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协商民主内涵。     

完善选举民主 健全协商民主

<正>发展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制度,必须首先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因为:一、协商不等于决策、不能代替决策。在代议民主制度下,公众协商的意见只能作为公共决策或政府行政的参考依据,公共机构不可能采纳所有协商方的意见,最终还是投票或选举。事实上,一些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者也可能借用政治协商结果的不确定性把协商变成一种拖延战术,这对于追求效率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必须运用"多数决原     

经济学视阈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困境再审视与破解

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新范式,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协商无果、协商低效、协商异化等现象。运用经济学理论从跨学科视角来重新审视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可将其生成逻辑视为协商成本约束、协商价值冲突和协商风险放大三者耦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协商困境的根源在于:利己动机导致的协商复杂化、权利交换下的成本约束和机会主义、集体行动困境中的"搭便车"行为。纾解当前困境的路径在于:明确协商主体权责和协商规则,提高议题公示的充分性和透明性,规范基层政府行为,加强制度保障和培育协商环境,防控"政治市场"失灵,从而实现协商成本控制、协商风险规避,以及协商价值彰显三者之间的有效平衡。     

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行政决策体现多数人意志、保障和实现多数人利益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也不例外.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与现代法治要求仍不相适应,且面临诸多困境.所以,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必须在公众参与、程序规范、监督有力和责任明晰等方面寻求实现路径.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的地方立法权扩容

完善地方治理体系,实现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制型国家模式反映的是一种全能政府的基本理念,强调统治型政府完全依赖政府这一单一执行主体来进行单一统治。治理型国家强调主体间的互动性思维、政策目标的多元性和变动性以及制度性的弹性治理方式。中央允许地方通过扩容立法权来提升地方治理能力,调整中央的政府集权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行政集权程度。准确界定地方性事务、解决部门职能交叉引发的合作困境和释放地方活力应当是中国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发展方向。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发挥基层政协优势 提升协商民主质量

<正>协商民主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与人民政协密切关联。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政协具有组织优势、平台优势、智力优势和制度优势。协商民主越接近基层情况越具体,形式越丰富。基层政协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协商主体的扩大、领域的延伸、载体的创建、成果的运用等方面进行新探索,寻求新作为。一、扩大主体,增强广泛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