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侵权、国家责任与权利救济——以刑事侦查为视角

国家侵权与国家责任相连，国家责任与权利救济相决。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与刑事被追诉人所处地位不对等，使得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容易受到侦查权的非法侵犯。刑事被追诉人享有救济权能够促成侦查权与被追诉人权利的相对平衡，保证被追诉人享有救济权是侦查机关的一种责任。     

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也在推进。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刑事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护是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内容，本文拟从现阶段我国被追诉人财产权的状况，对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作了探究。     

消费者权如何救济——以“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为建构思路

消费者权"小额多数被害"的特征要求创新消费者权救济方式,消费者权救济的有效路径是:创设消费公益诉讼制度。消费者组织积极行动能有效克服消费者"羊群效应"现象,建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时借鉴境外消费公益诉讼的成功经验,授予消费者组织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构建我国消费公益诉讼制度。     

私力救济与国家追诉——对国家追诉的理性思考

本文着重介绍了私力救济与国家追诉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概念和联系.通过私力救济和国家追诉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的阐述,结合在司法实践中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以及在司法中应如何运用以使受害人合法权益最大化,同时也是社会效益最大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问题研究

财产权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鉴于刑事诉讼权力运用难免会侵害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为此,对被追诉人财产权予以救济就成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虽有关于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的制度设计,但存在诸多缺陷,如正当程序理念缺乏,当事人的听审权未能得到体现,程序法定不足,司法救济被禁用,搜查侵权的救济方式缺失。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财产权救济制度予以完善。     

论诉讼程序的转换——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认罪答辩程序和普通程序基本对应了由轻到重的案件,而且各种程序都有其在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重大价值和意义.然而各刑事程序的转换是单向的、有限的,这既不能体现司法实际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公正和效率.以刑事诉权理论为基石,立足于刑事程序的多样性,要求在不同的程序之间进行适当的转换,对于连接三种程序,保证三者的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确保公正与效率,亦需在转换后的审理方式、审判组织、审限等方面进行明确.     

刑事被追诉人速审权之保障与救济

刑事被追诉人应当享有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即速审权。各国通常通过期间制度、集中审理和简化程序来保障速审权,在速审权受到侵犯时,通过终止诉讼、减刑抑与国家赔偿来救济。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完善的刑事被追诉人速审权保障与救济体系:明确刑事被追诉人之速审权,改革诉讼期间制度,确立集中审理原则,完善简易程序,建立速审权之救济制度。     

公益诉讼:国家所有权保护和救济的新途径

国家所有权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公有制社会的国家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全民共同占有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其法律制度上的內在缺陷,加之我国现有的救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国有财产遭受了十分严重的侵害.公益诉讼是任何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的司法活动.因此,它可以适当地弥补这两者的缺陷,从而成为保护和救济国家所有权的一种新途径.     

论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程序之启动

遏制虚假诉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事纠错,另一种是刑事制裁.鉴于民事诉讼基本遵循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原则,民事诉讼的事实调查功能在发现虚假诉讼行为方面存在一些局限性.有效遏制虚假诉讼已成为当前刑事立法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无论虚假诉讼是否单独入罪,亦或者是利用现有刑事罪名对其予以打击,在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程序启动上都存在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鉴于虚假诉讼的特殊性,应当明确由检察机关行使对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权.在刑事追诉程序启动时,需要处理好刑事追诉与民事裁判、调解之间的冲突.     

刑事被追诉人防御权体系的构建与保障——以知情权为基础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在诉讼构造的设计方面，追求由控辩审三方组成的三角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努力追求程式上的平等对抗，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就需要强化刑事被追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权体系，以追求攻防的相对均衡，而知情权则是这一防御权体系的前提和基础。由此便构建起防御权体系的三角结构，即：以知情权为基础，由知情权、辩护权和沉默权三项基本权利构建起这一结构，再辅之以其他相关联的权利，以达成防御权体系的相对稳固。同时，这一体系也离不开其他相关规则和制度的保障。     

从权利救济宪法保障论公益诉讼制度

在各国宪法上,都会规定权利救济基本权的保障,其作用是在于给予人民排除不法侵害权益,并维护享有完整实体权利的机会,借以实现有权利即有救济的宪法保障原则。就行政诉讼而言,原则上虽须主张其诉讼和其个人权利有关,人民或团体才可享有诉权,但是,立法者另外得以法律明文规定,准许人民或团体为维护公益,对无关自己权益的事项提起行政诉讼,此时人民或团体也可享有诉权。在此,我们看到宪法上保障的权利救济基本权,除了作为主观权利的功能建构外,仍然存在作为客观法的建构可能性。也就是说,公益诉讼是立法者为了落实权利救济基本权的宪法保障,所设计的一种客观的制度性保障,而可以作为权利救济基本权在客观法上的功能建构。因此,本论文即从自我实现作为基本权的本质出发,尝试探讨基本权作为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法特征及其功能,建构公益诉讼作为权利救济的制度性保障,并借助德国行政诉讼上的团体诉讼制度,以分析公益诉讼在制度设计上的根本困境。     

论数字技术与诉讼规则的互动关系——以我国刑事在线诉讼为视角

当前,刑事在线诉讼规则滞后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程序漏洞与理论缺陷日益明显,不仅难以有效维持在线诉讼运作的规范性、稳定性,而且使得刑事在线诉讼“技术赋能”的程度远低于民事在线诉讼。在技术超越规则、规则落后于技术的关系之下,尽管技术的表象发生了变化,刑事在线诉讼却没有改善被告人的处境与地位,反而受到技术的“攻陷”而恶化了本就失衡的控辩关系,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对于刑事在线诉讼工具价值的夸大,加剧了在线诉讼仅是手段而非目的之倾向,人作为技术中的主体恐将陷入被支配的危机。数字技术与诉讼规则之间疏离甚至矛盾的关系,不仅对司法实践产生了各种负面效应,而且背离了技术发展的初衷。应当以两者的深度融合为目标,始终坚持人在技术进步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刑事在线诉讼“技术赋权”独立的塑形力量;在技术变动的语境之下,回归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本质,寻求刑事诉讼理论的理性转型;主动强化对被告人的前瞻性保护,基于“民刑分治”的思路,构建真正依托数字技术拓展的刑事在线诉讼规则。     

论刑事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造途径——以刑事诉讼构造为视角

刑事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诉讼特征。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基本上表现为侦查机关单方面的行政性活动。在学者提出的各种侦查程序改造方案中,“以审问式为主、对抗式为辅”虽然不是主流的观点,但是不乏其合理性。通过建立以司法制约为主的检警关系、构建本土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完善侦查程序中的救济制度和责任制度等一系列活动,使侦查程序回归诉讼程序,重塑我国刑事侦查程序。     

论行政事实行为的诉讼救济

行政事实行为侵害合法权益,公民如何进行救济,是行政行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指出行政事实行为侵害有余,救济不足的事实现状,进而分析对其进行诉讼救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提出构建行政事实行为诉讼救济制度的些许建议。     

实践VS理论:《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之路径选择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之建立旨在援助犯罪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保护其合法利益，使其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弘扬法治与公平正义。综观世界法治发达之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立法和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而我国目前国家层次立法尚付之阙如，但地方尝试立法已如火如荼开展。这些尝试立法为我国国家层次立法提供了宝贵立法经验，而国家层面立法之最佳路径选择无疑应为补偿模式。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分析及制度构建——以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检察环节为视角

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决定后,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即告终止,也就在法律上(而不是从事实上)排除了犯罪嫌疑人的存在,致使被害人无法通过诉讼程序获得赔偿。在检察环节,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既保障了被害人的人权,又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以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解读为中心

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是否是同一概念 ,两者的内涵如何 ,在刑法学界存在争议 ,本文通过对中外相关刑法理论的梳理 ,对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进行了具体论说 ,并把我国刑法中第 2 9条第 2款的规定进行了具体的解读     

公证争议救济机制的现状及完善以诉讼救济机制为中心

一、我国公证争议救济机制的现状及其评价 公证争议是指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而与公证机构就错误是否存在、过错责任和公证赔偿数额所发生的争论。公证救济是指当事人或者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公证活动的侵害时，可依法请求纠正公证行为、赔偿损失的法定渠道。从公证争议的性质来看，应属于民事纠纷范畴。因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有诉讼救济和非诉讼救济之分．故对于公证争议救济机制。可以将其分为诉讼和非诉讼救济两部分。     

优化司法鉴定启动权的构想——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司法鉴定启动权是一项综合性权能,具有法律性、程序性和双重性的特点。在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权的配置和运行中存在着法律规范严重缺失、公权力过于膨胀、辩护方力量薄弱以及监督、救济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优化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权应遵循裁判中立、控辩平衡、有效参与和诉讼效率等基本原则,并进行相关的制度改革与重构。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