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是理性的指令,是道德律,还是神律？

霍布斯在不同场合将自然法归为＂正当或正确理性的指令（dictates of right reason）＂＂道德律＂和＂神律＂;＂rightreason＂的意义含混是由＂right＂一词的双关含义所造成的,＂right＂既是一个事实语词,也是一个价值语词;自然法是人经过正确推理得来的有关人们行为准则的真理,因此它也是道德律;理性是上帝所赋予人的能力,＂理性的指令＂即为＂上帝的指令＂,因而自然法也是神律;现代初期的科学兴盛与无神论端倪使得霍布斯自然法的首要意义在于理性的指令。     

明代律赎辨析

明代的赎刑制度承前启后,为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要点之一。其中的律赎,以终明一代未尝更易的《大明律》为依据,是赎刑的基础。明代律赎规定不多,条文也较简单,涉及七大项内容。律赎适用对象被分成有身份主体、无身份主体两大类。准赎的刑罚级别越高,则是对赎刑适用对象越优待。明律对赎刑的适用也规定了一些消极要件,以达到冲突的调和与妥协。     

单向律民现象刍议

单向律民现象是指思想政治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只有领导对群众做工作 ,没有群众对领导做工作的现象。此现象的危害性集中表现在滋生腐败并使思想政治工作陷入危机和困境 ,其产生的原因有传统的原因 ,体制的原因以及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要克服单向律民现象必须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由传统旧模式向现代新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大清民律草案》研究

《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它打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使民法编纂工作进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通过《大清民律草案》,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及法律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被移入我国,对近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审视该草案,分析其得失,对我国法制改革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大清民律草案》研究

<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它打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使民法编纂工作进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通过<大清民律草案>,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及法律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被移入我国,对近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审视该草案,分析其得失,对我国法制改革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道德接受的内在心理规律及其科学应用

道德接受心理是由动力系统、认知系统、调节系统、保障系统、制导系统等多种子系统构成动态综合体系。这些子系统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遵循一定的规律对道德接受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规律具体表现为协同律、优势律以及和谐律。科学地运用这些规律,有效地把握好心理切入点,全面激活各种心理要素,并促进各种心理要素的协调一致,形成与道德教育目标相吻合的合力,成为提高道德教育实效性的关键。     

两汉律学流派与法律解释活动——兼与古罗马律学流派与法律解释活动之比较

两汉法律学研究活动蓬勃发展，主要表现为：律学流派出现；律学家拥有法律解释权，其言论具有法律效力；两汉时期律学流派与法律解释活动与古罗马有异曲同工之处。     

对商鞅“改法为律”的历史文化分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展变法图强,颁布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包括"改法为律"。为增强法律规范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实现政策的始终如一,商鞅将"律"从一般行为规范中抽离,改法为律,使各项改革措施得以制度化、法律化,不因人因时而恣意改变,因此而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改法为律"对战国末期的法制甚至对后世延绵千年的中华法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律学兴衰之我见

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学的集中代表,其滥觞于秦国商鞅变法,历经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多个阶段成熟、衰微、复兴.律学是对制定法作文字和逻辑上的解释,确保制定法的宣传和实施,借以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法制与政治统治.它与经学、玄学、理学、考据学相互融合,其发展方向与程度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具有浓厚的官学色彩.     

谢诗句法与诗体的律化

谢灵运诗歌的句法,与其前人相较,已有许多新变。正是这些新变,促进了诗体的律化。     

石牌律——瑶族习惯法探析

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中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的石牌律——习惯法体现在村规民约及其宗教形式中,并在调整瑶民的文化生活、人身财产关系、刑事习惯等方面,起着规范瑶民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石牌律——瑶族习惯法探析

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中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的石牌律--习惯法体现在村规民约及其宗教形式中,并在调整瑶民的文化生活、人身财产关系、刑事习惯等方面,起着规范瑶民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论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认定的“归属律”特征

行为人主观状态是否具有恶性是判断犯罪是否成立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判断主观状态是否具有刑法否定之恶性是附随于对行为客观特点的判定的。在司法实践中,一行为客观方面的特点被确定后,依一种"归属律"的操作手段将此行为归属于或善或恶的目的之下,如此,行为是否有罪才能得到认定。笔者试图通过对犯罪构成主观状态认定的"归属律"特征的探讨,改变将犯罪成立的抽象标准与认定诸要素的技术手段这两个实际上应该分开的问题混杂在一起的错误认识,希望通过这种探讨能够革新我国的刑事司法观念,减少刑事司法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康德对道德律的探索——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本著作的一些差异。前者以"何为最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为逻辑出发点,并以智性世界为基础论证了道德律如何可能;而后者从寻找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法则出发,推导出道德律,并且通过一个理性事实论证了道德律的可能性。康德独创性地从人自身的理性中寻找意志的决定根据,并最终确立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成功地在道德哲学领域掀起一场"哥白尼革命"。     

人类文明共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步入21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并没有像某些西方政治家预言的那样因苏东剧变而破产,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制度建设彰显出勃勃生机。这种发展既鼓舞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坚定信念,亦引起海内外学者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本文试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有规律之内在关系分析入手,探讨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发展秘密。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从制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到提出以人为本,从强调科学发展观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与逻辑统一之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更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同规共律。     

二律和合文化精神下的中国现代化——以浙江改革开放30年现代化实践为例

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体用一源,知行不二,神形兼备,道器不离,阴阳、奇偶、刚柔紧密结合,有无、动静、屈伸互相推移.这种在两极中求统一、和谐、浑融的"二律和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一个个事例中控制了文化系统中的其他特质,乃致构成了中华民族所共享的一种文化通则.这一通则使人们在意识深层中受其制约,而趋于特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浙江改革开放30年现代化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化小生产",正是二律和合文化精神范型的模塑.     

论青少年养成教育中的“他律”和“自律”

青少年养成教育，可以分为少年儿童的养成教育与青年的养成教育两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发展阶段。文化视角下，少年儿童的养成教育重在“他律”，青年的养成教育重在“自律”。探讨两个阶段关系，以期实现“他律”与“自律”相互作用，双向运动，养成青少年良好道德习惯，进而构建青少年完美人格。     

国际政治学中的“牛顿第三定律”

冷战结束后的超强美国,以不对称的实力,在全球竭力推行霸权主义,今天又高调重返亚太,并通过201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还重申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事件,力挺日本控制钓鱼岛。而美国政客们有所不知,国际政治学中却存在"力学原理"——"牛顿第三定律",加大作用力会产生等值的反作用力。     

文字发展定律对汉字形义统一的影响

区别律、表达律、简易律这三大定律贯穿文字发展演变始终,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也受文字发展三大定律的制约。汉字最大的特点是形义统一,之所以始终保持形义统一,除了为适应汉语在原初造字时因义赋形外,也受文字发展三大定律的影响。文字发展定律对汉字形义统一性的主导影响是通过分化字形、别构异体、重新分析等维持其形义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三大定律综合作用下割裂某些字的形义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汉字形义统一的整体系统性。     

秦汉地方吏治探微——以云梦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之《效律》为例

秦简之<效律>和张家山汉简之((效律>类似于今天的行政监察法规中的国有财产审计法规,针对的是下级官吏,其中的处罚措施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处分.秦<效律>中相当部分条款针对官府财产管理,也能据以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其中重视督促官吏的日常工作,对官吏失职的制裁措施是要求其承担赔偿或罚物等行政责任,并承担连带责任.张家山汉简的篇目和内容较云梦秦简丰富,户、兴两律出现,说明西汉法律在继承秦律的基础上形式增多,内容更加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