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媒业的社会责任与践行

泛自由主义是20世纪中叶前西方传媒发展的主要理论,该理论强调媒体绝对的传播自由,最终导致了传媒业的无序竞争,并促成了传媒业公信力的下降,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由此而诞生。该理论认为:媒体的自由表达是一项带有义务性的道德权利。基于传媒社会责任理论,本文认为,传媒的自我担当是传媒社会责任践履的核心要义,政府他律与行业自律是确保传媒社会责任践履的制度之纬。     

新媒介时代法治文化培育的困境与出路

新媒介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为加速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了良好契机,但同时传媒市场化与公共性要求之间的冲突、网络行为失范、网络舆论中非理性道德诉求与司法理性、独立性之间的冲突等又使得法治文化的培育面临困境。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构建新媒介"公共性"、培育媒介公民、建设健康的网络传播文化以及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司法机制。     

论新闻传播者的道德责任失范与矫正

当今社会,大众处于一个"我被传播故我在"的媒介化生存时代,人们在日益依赖传媒的时候,又常常为传媒频频出现的道德责任失范现象而恼火。传播责任失范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有偿新闻、虚假新闻、低俗新闻、新闻侵权和越权、漠视和利用弱势群体。传播责任失范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需要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传媒组织、新闻传播者个体和受众共同努力,积极寻求矫正对策。     

大众传媒与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

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使之能够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与媒介文化的相似性,使之获得了在世界传播的特性。中国现代性的传媒复兴之路,应当借助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等力量。     

转制改革下公益性传媒的治理结构创新

如果说当前进行的转制改革是一种制度环境创新,那么传媒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环境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有成本的,选择同等收益中成本最低的传媒治理方案是制度分析的重要内容。双重逻辑下的公益性传媒公共事业型治理模式(一拖四模式),其核心是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影响下,将公益性传媒作为公共事业型组织来治理,采编部门是事业编制,实行行政式治理,经营部门是企业编制,实行公司治理。“一”是指传媒集团党委会,“四”分别是编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党委会是集团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编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都要接受党委会的领导。“一拖四”模式既保证了传媒采编部分事业单位的独立性质,又使传媒成为市场主体落实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从而构建了党委领导下的法人治理结构,找到了传媒政治责任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结合点。这一模式在实践层面上有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也遵循了传媒改革的路径依赖规律,从而发挥对政府管制部分替代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制度环境演化出不同的治理结构,只有当外部约束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变,传媒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才能逐步完善,对于传媒而言,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历史沿革与发展完善

传媒体制是涉及政党、政府、社会与媒体关系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本文回顾了我国传媒体制建立、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分析不同时期我国传媒体制的特点,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我国传媒体制已形成包括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职能体制、经营体制、社会体制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制度体系。本文提出,在新形势下推进传媒体制创新,必须着眼于掌握媒体这一执政资源,促进媒体繁荣发展,从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历程来把握传媒体制的发展方向,从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传媒改革发展的经验中获得启示,不断深化对党管媒体的理解,丰富领导和管理媒体的途径、办法,大力拓展媒体发展空间,形成有利于激发媒体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环境。     

论大众传媒与党的执政形象

现代大众传媒对于党的执政形象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大增强了政治空间的透明性,拉近了政治系统与公众的距离,便于执政党、政府开展政治传播,宣传和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信息传播的无孔不入以及日渐活跃的公众舆论活动也会给党和政府的公众形象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处理好执政党、大众传媒与公众间的信息、舆论互动,是现代传媒时代党的执政形象维护与塑造之关键。     

搭乘新媒体快车 传播良好政府形象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门槛越来越低、信息传播日益自由化,这种全新的信息交互模式无疑为政府开展公共事务管理、维护和传播政府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在新媒体时代传播良好的政府形象,需要深化认知,提升能力,充分发挥新媒体功能,加强制度建设。     

政府公共传播,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政府公共传播是政府公共关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塑造政府形象的有效手段。我国的政府公共传播存在制度不健全、公众不信任、人才缺乏等问题,影响了政府形象,也不利于公众知情权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权利的落实。通过总结我国政府公共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可以为我国政府公共传播水平的提升提出解决对策。     

现代传媒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分析现代传媒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功能和作用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现代传媒的观念优势、技术优势、传播优势，搭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的新平台，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渠道，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知和认同，并转化为自觉思想和行动指南。     

对传媒暴力的社会学分析

传媒暴力对犯罪的催促效应严重阻碍了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妨碍了社会健康、平稳地发展,增大了社会风险。增强传媒的社会责任感,加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传媒运作的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受众的认知和抵御能力,可以预防和控制一定数量和类型的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降低社会的风险系数。     

政府公共关系重点在于塑造人民政府新形象

公关是社会组织通过一定的传媒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的公众就是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政府公关，即把有关信息，如党和政府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突发事件，如战争、自然灾害等，通过一定的传媒传达给公众，再把公众的意见、反映、要求反馈给政府，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实现政府与公众的双向沟通，取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这种民主的政府公关与政府的行政手段是有着明显差别的。公共关系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如形象塑造、协调。传播与管理等等，其各有独特…     

政府信息传播:危机管理有效实施的基点

公共危机管理上升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政府信息传播在危机管理中具有预测风险、积极防备、准确决策、解决危机、直面公众、保持稳定、消除公众心理压力、恢复公众信心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传播上主要存在着政府内部信息流动不畅,对外信息公开程度低、传播渠道狭窄、信息传播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我们要通过观念、法制、行政等途径来强化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传播。     

军队新闻传媒制度创新的策略与功能探析

适时有效的制度创新是当今传媒成功发展的关键。为了推动军队新闻传媒制度改革的继续深入,有必要结合实际进行制度创新,对军队新闻传媒制度创新的策略、功能两个方面加以定位,从而为军队新闻传媒的改革注入动力与活力。     

政治语言的审美价值探讨

电子时代政府传播的政治语言为何会让大众不满,出现政府失去公信力的局面。政府在传播语言信息时,是否因为未能把握政治传播中语言的"审美价值",从而引发网民或公民的一系列反感,文章试图通过解读当今政治传播中政府发言人制度的语言、传统主流媒体的语言及政务微博的语言的"审美价值"来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信息时代领导形象传播策略探析

信息时代凸显出领导形象传播策略的重要性,尤其是大众传播对领导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大众传播是领导形象传播的主要方式,领导形象传播手段、范围、内容、速度具有多样化、网络化、综合性、瞬时性等特点。完善领导形象传播策略要求充分认识和发挥主流媒体的主体地位,改进领导形象传播内容和方法,注重运用网络资源,提高领导干部传媒素养和传媒形象。     

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的扩散效应

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新媒体因其自身的特性对民族文化的传播扩散带来了诸多影响,包括传媒渠道增加、传媒主体增加、传媒范围扩大等,在此影响基础上,新媒体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形成了正负两方面的扩散效应。扬长避短、因势利导是新媒体管理的基本原则,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扩散效应的应对也要遵循此原则来进行。     

发挥传媒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的积极作用

在国际话语场域中,我国在传媒体系、传媒机制、内容生产及传播素养等三方面,与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历史差距。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场域中表现出全面覆盖、精细精准两项突出特征。为了弥补历史差距,我国应当在传媒体系与传媒机制等"硬件"方面进一步提升,同时应当在国际传播观念、国际话语社群与内容生产及传播素养等"软件"方面同步强化。     

从“表态”到“批评”：媒体微博评论的话语转型与政府形象再造

微博由快速兴起到与传统媒体协同发展,重构了中国的传媒格局,并形成了公众自主传播的话语场,也对传统媒体的话语主导权和媒介影响力形成了空前挑战。媒体进驻微博,需要在微博场域中调整自己的话语传播模式,即摒弃传统的宣传话语模式,选择一种公共话语模式进行传播,其中,媒体微博的评论作为一种有态度的文体,和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相比,该如何实现由“表态”话语到“批评”话语的转型,进而有效参与到政府形象传播中尤为值得关注,通过强化媒体微博的公共职能,善用“批评”话语,敢于触及敏感问题,才能够重塑媒体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弥合政府主导传播的话语场与公众自主传播的话语场之间的裂痕,并督促政府进行职能转型,提升政府社会管理水平和管理实效,逐步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互信,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形象传播。     

政务社交媒体的应急传播优势

突发事件与政府社交媒体之间具有天然联系,突发事件中的舆情回应也日渐成为政府社交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但由于我国政务社交媒体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应急传播优势尚未凸显、应急传播制度建设喜忧参半等问题,亟需补足制度短板,通过建立制定社交媒体危机传播管理的宏观体系、建立危机信息联盟、第三方在场的专业化转型等具体措施,优化其在突发事件中的功能和应急处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