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自治规则的司法审查

高校自治规则接受司法审查,不仅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也是司法终极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更是司法介入高校内部治理的应有之义。同时,为保证高校应有的自治空间,法院对高校自治规则的审查必须遵循附带审查原则、尊重高校首先判断权原则、"不探索决策者的思维过程"原则以及间接审查原则,以保持必要的抑制与谦让。     

对高校教育侵权的反思——以大学自治为切入点

由高校教育侵权引发的高校涉讼现象，是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博弈”的结果：而大学法治精神的欠缺是高校教育侵权的诱因。目前，对“司法介入与大学自治”范围的确定已成为解决高校教育侵权问题的两种不同进路。以“司法介入”为中心的进路，虽能在功能上满足对学生权利提供司法救济的目的，但面临着理论体系的众多挑战。故而，应以“大学自治”为切入点，将高校管理事项分为大学自治事项与高校行政管理事项。     

论高等学校自治与法治

高校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推进高校法治的过程中,高校自治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教育法对高校办学自主权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并没有提出高校自治权或高校自治概念。明确高校自治与法治的关系,可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完善。     

美国高校信息公开研究

美国在信息公开立法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高校信息公开也不例外。美国高校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涉及联邦法、州法、高校规章制度和法院判例。原则上公立高校及其内部机构都适用信息公开法律;区分一般信息、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与高校特殊性质有关的高校自治和同行评议等学术信息,公开的属性、对象和方式均不相同。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应当借鉴美国经验。     

"鱼与熊掌"兼得的争议——论高校行政管理权与大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

近几年来,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和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发生后,围绕学位证书、学校处分决定等受教育权争议,大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例屡见不鲜。本文指出高校自治与大学生受教育权从紧张走向和谐,需要准确认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立法上保证高校自治的能动性,加快高校的良法自治进程,并完善受教育权的救济渠道。文中从特别权力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司法审查部分进入高校教育管理领域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完善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手段。     

浅析我国公立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及其重建

高校是事业单位法人,兼具事业单位和法人双重性质,其治理结构能否满足高校自治的需求关系着高校的健康持续发展,也关系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发展前景,因而完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对高校而言,有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两个方面因素,内部结构应当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外部结构应当重在协调社会、政府与高校的关系,给予高校充分的自治权。     

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制度建设的缺失与重构

近年来,高校职务犯罪现象增多,犯罪案件泛滥成灾,切实加强高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迫在眉睫。本文通过阐述目前高校预防职务犯罪制度存在高校权力的失衡与专断的人治化,缺少权力制衡与自治的法律化;存在高校管理的市场化与行政化,缺少教育科学化与专业化;存在高校廉政教育的抽象化与形式化,缺少职业伦理化与具体化。重点提出以高校管理专业化,高校后勤、基建及采购社会化,高校预防职务犯罪法律化,来重构我国高校预防职务犯罪制度,使高校回归净土。     

浅论行政许可与高校自治的关系

我国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史变迁,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着改革,不断地对高校放权还权,一步一步地改变了政府对高校管得过多的局面。本文认为对于高校与政府的关系研究,可以从教育行政审批的改革历程和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扩大演进两方面内容来演绎行政许可与高校自治之间的关系,进而尝试挖掘社会转型期的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深层次关系。     

论司法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合理审查

在我国走向法治的背景下,高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逐渐凸现,特别是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处理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高校治理关系、"大学自治"与司法权关系的前提下,应建立起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以保障学生免受高校惩戒行为的侵害;在综合考虑高校惩戒行为的主体、权力的属性、事务的性质等诸种因素的基础上,应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间选择合理的司法介入方式。     

高校校规的违宪审查问题

我国高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 ,但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 ,所以 ,我国高校校规是一种自治规章 ,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大学生是国家的普通公民 ,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 ,但现行司法体制在处理高校校规侵犯大学生宪法权利的行为时存在许多缺憾。为使高校管理法治化 ,高校校规必须接受违宪审查。法院在审查校规合宪性时应遵循一些原则 ,诸如法层级效力规则、校规合宪性推定规则、禁止歧视对等规则等     

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制度建设的缺失与重构

近年来,高校职务犯罪现象增多,犯罪案件泛滥成灾,切实加强高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迫在眉睫.本文通过阐述目前高校预防职务犯罪制度存在高校权力的失衡与专断的人治化,缺少权力制衡与自治的法律化;存在高校管理的市场化与行政化,缺少教育科学化与专业化;存在高校廉政教育的抽象化与形式化,缺少职业伦理化与具体化.重点提出以高校管理专业化,高校后勤、基建及采购社会化,高校预防职务犯罪法律化,来重构我国高校预防职务犯罪制度,使高校回归净土.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困境与出路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是我国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探索。但是,现行方案不仅违反上位法关于职务科技成果权属的规定,而且对产权混合所有的固有缺陷也缺乏应对方案。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权利配置应当以利益平衡为核心,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导向。我国应当在扩大解释高校职务科技成果处置权的基础上,赋予当事人权属自治的自由;同时完善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权的行使规则与权责体系,以解决当事人契约不完备的问题。     

析论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

针对当前司法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摇摆不定，本文界定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认为高校惩戒行为具有可审查性，同时应考虑高校的公私性质而区分对待。但是，为了尊重大学自治司法，干预也应把握审查强度，为此应正确处理高校惩戒规则与国家法律规则、高校惩戒行为与行政法治原则等关系。     

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控制——从"合法性"走向"合法性"与"正当性"

针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目前法院普遍遵循形式合法性审查进路.然而,这一审查进路出现了现实困境,即同一适用要件下的审判逻辑矛盾和审查强度不一.解决上述困境需要重新厘定法院在高校惩戒行为中的审查边界.一方面,基于我国目前法律供给不足的现状和防止国家公权力过度侵入高校自治领域之考量,立法权无法积极担负监督高校行为的任务;另一方面,基于学生权利保障之需要—防止高校以自治之名侵害学生正当权利,法院应积极行使高校惩戒行为的审查职能,在合法性审查标准之外纳入正当性标准.纪律性惩戒行为与学术性惩戒行为审查标准应有所区分,前者适用合法性与正当性审查标准,后者则适用正当性审查标准.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的检视与重构

我国法律确立了高校对其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同时将技术转让设置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路径。但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的转让率极低,而通过技术开发合同、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等形式完成的隐性技术转让则大行其道,其实质是一种法律规避行为。反思和检视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可以发现,高校科技成果的权利归属存在逻辑错误,成果转化的路径设计亦有缺陷。未来应当系统性地重构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在科技成果的权利配置中采取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同时拓展高校科技成果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     

公平竞争原则下数字平台治理的规则补正

数字经济领域的不规范竞争对平台治理带来挑战。数字平台的外部竞争监管规则与内部自治规则皆有待补正,其内部复杂性和外部发展现实都需要治理规则回归公平竞争。平台治理面临着创新和公平竞争难以协调、平台双重身份之间边界模糊的困局,由此带来挑战。应当融入积极的包容审慎、秉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并兼顾内外部治理规则协同的补正思路,维护平台治理的公平竞争。在公平竞争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完善数字平台的外部竞争监管规则、规范平台内部自治规则,共同补正数字平台治理规则,并建立健全成效保障机制,维护数字平台的治理成果。     

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框架中的学术抄袭认定

就学术抄袭而言,学理与司法实践援引私法的理论资源对之进行解读,忽视了学术抄袭认定背后的公法意涵。学术抄袭与私法维度下的抄袭在认定基础、认定标准、认定依据与认定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更多地受到学术伦理规范的约束,对其认定应当摆脱私法认识的窠臼与纯粹法解释主义的路径,置于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的二元框架下进行考察。国家立法授权高校对学术抄袭进行认定,既蕴含了国家权力在抄袭认定上的退让,进而赋予高校学术自治的空间,又要求高校积极落实抄袭认定标准、组织与程序的保障义务,避免学术自治逾越内在的界限。国家立法应当设定抄袭认定标准、组织与程序的基本原则,保留必要的司法审查,从而避免高校在抄袭认定规则供给上的恣意。     

论辅导员队伍管理模式的创新

目前高校的辅导员队伍管理模式存在辅导员的工作职责不明确、在组织上无归属感、事业上难有成就感等诸多弊端。必须对目前高校辅导员队伍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实行"一元管理、双重身份"的管理模式,并予以相关的体制保障。     

解析高校商业贿赂

近几年,随着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增多,商业贿赂在高校也时有发生。解析高校商业贿赂,并认真开展整治工作,是当前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治? 他治?——论高校“行政”司法审查的有限介入

大学的诞生和成长始终高举自治的旗帜,大学自治是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中最普遍的价值信念和基本原则,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大学自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当自治权的行使侵害到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时,司法的有限介入就成为了一种必要。同理,司法介入也不是绝对的,它的介入也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寻求他们之间的平衡点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