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与误读

中国新感觉派是在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模仿中形成的，其中，刘呐鸥对日本20世纪20年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新感觉派的风格。同时，法国作家保尔·穆杭对两国作家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由于接受方的不同的理解方式，从而出现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不同阐释。     

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关于学术界“海归派”和“本土派”之争的思考

近年来,在学术界流行“海归派”与“本土派”之说。前者指从海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学成归来的学者;后者指一直在国内接受教育、从事研究或实践探索者。“海归派”与“本土派”时常有争论现于媒体,各抒己见,你来我往。一方指摘另一方落后潮流,闭眼不看世界;另一方视对方食洋不化,脚踩中国大地,脑袋却留在美利坚、法兰西。作为旁观者,我无意于褒此贬彼。但看看火热的争论,只是觉得,这种议论有时难免抽象化、简单化,觉得一个根本的方法论问题被忽略了。回顾历史,自“西学东渐”以来,“海归派”代有其人。早期“海归派”是19世纪中叶清朝时期的留洋学习归国者。当时的一批学者吸纳了一些西方文化和先进技术,在思想理论上提出了“中体西     

一代宗师华滋华斯

18世纪90年代初，华滋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等人结成了所谓“湖畔派”诗人团体。他们曾经在英国西北山地的湖区住过一些时候，其诗作亦多描写当地的湖光山色、风土人情，因此得名“湖畔派”，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开创者。1798年华滋华斯与柯勒律治共同出版诗集《抒情歌谣集》，1800年这部诗集再版时华滋华斯写的序言在英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浪漫主义的时代。     

中华为什么叫“华”

我们一向自称“中华民族”，但为什么要叫“华”呢？ 它源于古代的“华族”，即“华胥氏”。“华胥氏”为什么要叫“华”呢？在甲骨文中，只有“华”而无“花”，“华”字画的是一株长满了花果的花树。《说文通训定声》说：“开花谓之华”，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在祖先还没创造“花”字前，“华”可以泛指一切的花草瓜果。此外，“华”还可以象征日、月、星、辰与火的光华。因此，“华”字最早是对一切光彩夺目东西的总称。     

《回眸“学衡派”》

在中国现代文化谱系中,“学衡派”是以主张文化守成主义而存在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学衡派”本应作为一支重要流派而被重视。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几十年来的现代文化史研究视野中,“学衡派”或被忽略,或仅被当作批判对象而被点到,完全缺少对其作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学衡派”处在文化、学术边缘的历史,足足有半个多世纪,但是我们的文化研究,甚至包括我们的文化活     

论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华传播,并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从文化角度看,经世致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思想依据;鸦片战争失败后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迈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使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既来自西方文明又对资本主义极具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在华传播.     

“今日派共产党”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在北京成立了另一个“中国共产党”,并还创办《今日》宣传刊物,所以被称为“今日派共产党”。“今日派共产党”的组织者是胡鄂公和邝保汉两人,主要成员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人,并发表了声明。胡鄂公曾做过军阀王占元的政务厅长,后为国会众议员。曹锟贿选总统时,他是被收买的议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今日派共产党”派彭泽湘等人赴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争“正统”,并要求加入第三国际,遭到共产国际的拒绝。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的宗旨,曾指示北京共产党组织接纳胡鄂公等,并考察他是否参加曹锟的贿选。北京党组织在弄清情况前,先将胡鄂公、邝保汉等人放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考察,经查实胡鄂公确实参加了曹锟贿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便设法将他们开除了。不久,“今日派共产党”宣布解散。     

警惕文化保守主义儒化派的影响

文化保守主义儒化派是当今活跃于中国思想领域中的一种重要社会思潮。其核心观点是“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这些观点充分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儒化派的观念体系和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我们必须划清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复兴儒学（儒教）”的界限,高度警惕文化保守主义儒化派对我们的影响。     

“斯大林之鹰”——记抗战初期的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航空志愿队,他们比闻名遐迩的美国援华"飞虎队"更早地出现在中国领空,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来自社会主义苏联,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被中国军民亲切地称为"斯大林之鹰"和"正义之剑".     

刘伯明文化观的"学衡"进路

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流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学衡派”,是由一批学界持文化守成的文人圈所构成,刘伯明在其中起了有类于“理想型人格”的作用,有如蔡元培在“新青年”文人圈中的作用。这一南一北的阵势,对重建中国文化范式,存有不同的理念。刘伯明力主中西调和,对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提出质疑,反对将西方文明简单武断为单一的“路向”,以为中西文化的调和与融洽,更宜于中国,也更合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思想与经验之轨。     

柯棣华的中国情结

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这是一个印度人的名字。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如果将他的中文名字说出来，可能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印度人的中文名字叫“柯棣华”。20世纪30年代，柯棣华成为中国反侵略战争国际援华医疗队的一员，来到中国。     

抗日烽火中激情燃烧的国际往事(下)——江一真与柯棣华

<正>江一真在白求恩卫生学校迎来印度大夫柯棣华等人白求恩牺牲不久,又有两位国际友人来到了白求恩卫生学校。他们就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和巴苏华。1938年,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应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请求,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以示印度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此举得到印度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响应。这年9月17日,由5位医生组成的印度援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西化派的文化批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形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实际,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当时西化派进行文化批判的产物。这种文化批判主要体现在:在文化特征的认识上,批判了西化派过分强调文化时代性、世界性而轻视文化民族性的观点,注重三者的统一;在文化演进依据的分析上,批判了西化派文化决定论的进化史观,主张承认文化反作用的唯物史观;在中西文化差异性的比较上,批判了西化派过分注重发展差异性的比较,坚持发展差异性和性质差异性相统一的衡量标准;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批判了西化派文化整体观下的全盘西化论,强调可析分下的中国化"扬弃";在中国文化现代化方向的构想上,批判西化派的西方文化现代化论,倡导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发展中介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方向。从思想史的维度梳理和考察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西化派开展文化批判并从中获取一些启示,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坚持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说“够派”

据报载,一位女士经常光顾经营外国高档名牌货的商店,而且出手十分大方,用几百美元买一条裙子,眼睛连眨也不眨。报道还说,此位富有的女士,“除了丈夫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名牌货”,可见当今世上,确有人很讲“派”。一个人花较多的钱买点外国名牌货享用一下,乃是个人的自由,他人无权置喙。但如果非外国名牌货不买,对中国货不屑一顾,并认为只有从头到脚都用进口名牌货装扮起来,“活在世上才值得”,才是“真正的享受”、“够派”,那就有必要就此议论几句了。     

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文化派挑战的回应——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情境的分析

五四前后,除了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质疑之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遇到了东方文化派间接或直接的挑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此种挑战的间接性在于,二者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有着不同的判断和认识;直接性则在于,东方文化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适用性,以及依据理论所提出的方案的有效性等问题进行公开质疑。对于东方文化派的挑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两个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一是对东方文化派所主张的理论本身及其非科学性和危害性进行了批判和揭示;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内核"进行了正面的辩护和阐述,有力回击了东方文化派的曲解和攻击。     

现代评论派与1920年代的中国民众运动

现代评论派是19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对当时的中国民众运动给予了密切关注.关注的原因:一是出于他们对民众势力和民众运动的重视;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三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身良知和正义感的驱动.现代评论派一方面对民众运动予以肯定和支持,同时也试图对民众运动的目标和方式等加以引导;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下,现代评论派有关民众运动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上清之法"与"正一之法"--兼论唐代道经与道派的关系

《旧唐书》中有上清派宗师传授“正一之法”的记载,这是历史的事实,还是作者的错误?本文通过引证相关道教史料证明:之所以有上清宗师传“正一之法”之说,是因为在唐代上清派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道派从天师道中脱离出来;上清派所传经典严格地说不是单纯的上清经或正一经,而是包括二者在内的三洞真经。     

新疆伊斯兰教依禅派诸特点研究

新疆伊斯兰教依禅派是17世纪出现于南疆地区的宗教流派，其信仰特征、组织特点和活动方式等与伊斯兰教主流教派有明显不同，迄今依禅派在新疆伊斯兰教中的思想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近代以来一些依禅派的首脑人物曾经多次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新疆地区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也经常参与分裂破坏活动，近年来更成为“三股势力”的骨干分子。因此，对新疆伊斯兰教依禅派的研究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理性解读“中国威胁论”

近代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西方国家在不停地制造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寻找各种理由证明中国是对他们的现实或者潜在威胁。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对西方来说,是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威胁。在各种“中国威胁论”中,最具冲击力的代表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独创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中美未来可能发生彼此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根源于背后的文明冲突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冲突,把中美之间的矛盾夸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二是早先曾经掀起第一轮“中国威胁论”高潮的“干将”罗斯·门罗伙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