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趣味”对欧洲的影响

“中国趣味”是17和18世纪在欧洲的室内装饰、家具、陶瓷、纺织品、园林设计方面所表现出的对中国风格的奇异的欧洲化理解。它的出现成为促进巴洛克风格向罗可可风格转变的一个因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西化派的文化批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形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实际,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当时西化派进行文化批判的产物。这种文化批判主要体现在:在文化特征的认识上,批判了西化派过分强调文化时代性、世界性而轻视文化民族性的观点,注重三者的统一;在文化演进依据的分析上,批判了西化派文化决定论的进化史观,主张承认文化反作用的唯物史观;在中西文化差异性的比较上,批判了西化派过分注重发展差异性的比较,坚持发展差异性和性质差异性相统一的衡量标准;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批判了西化派文化整体观下的全盘西化论,强调可析分下的中国化"扬弃";在中国文化现代化方向的构想上,批判西化派的西方文化现代化论,倡导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发展中介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方向。从思想史的维度梳理和考察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西化派开展文化批判并从中获取一些启示,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坚持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与误读

中国新感觉派是在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模仿中形成的，其中，刘呐鸥对日本20世纪20年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新感觉派的风格。同时，法国作家保尔·穆杭对两国作家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由于接受方的不同的理解方式，从而出现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不同阐释。     

“闯祸”欧洲的大闸蟹

“闯祸”欧洲的中华大闸蟹如今成了德国当地渔民眼中的香饽饽，将“高级美食”大闸蟹返销中国的商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文明的贡献

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由此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东西文化圈的由来。     

欧洲能否离开“中国制造”?

对全球化自由贸易习以为常的欧洲民众,在各种危机带来的影响下,开始重新关注全球贸易话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这个在过去20年被世界广泛知晓的概念,正被欧洲政客和媒体频频提及,民众们也热烈地讨论着一个间题:欧洲能否离开“中国制造”?     

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文化派挑战的回应——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情境的分析

五四前后,除了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质疑之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遇到了东方文化派间接或直接的挑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此种挑战的间接性在于,二者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有着不同的判断和认识;直接性则在于,东方文化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适用性,以及依据理论所提出的方案的有效性等问题进行公开质疑。对于东方文化派的挑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两个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一是对东方文化派所主张的理论本身及其非科学性和危害性进行了批判和揭示;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内核"进行了正面的辩护和阐述,有力回击了东方文化派的曲解和攻击。     

欧洲曾出现“仿造中国商品”热

1792年，英国著名外交官马嘎尔尼在日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造。”     

马克思化中国的源头活水——160年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史论

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开山之作,在其"论中国"思想史与传播史上具有源头活水的地位。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中、英等国的经济社会分析,预见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两极相联。160年来,该文以多种文字、多重主题、多个版本在世界上传播了中国形象。作为首篇译为汉语的马克思专论中国的文章,它促进了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觉醒。这也使得马克思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率先垂范者,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应从马克思的中国研究中汲取营养。     

欧洲人对“中国梦”的解读及其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热议,其中以欧洲人对"中国梦"的解读和讨论最为热烈。总体而言,欧洲人在对"中国梦"给予积极的肯定性评价,并针对"中国梦"的实现提出诸如改善民生、建设文化软实力、推进民主政治等建议的同时,也表露出一些有意或无意的非理性认识。透视欧洲人对"中国梦"的解读,可以得到以下启示:未来要加强内涵研究,扩大"中国梦"的全球知晓度;加强外宣工作,促进国际社会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梦";创新社会管理,吸引国际力量参与"中国梦"建设。     

“中国模式”的理论解读

“中国模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解释和说明,只能用文明类型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模式”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它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也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到的贲什．．     

“斯大林之鹰”——记抗战初期的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航空志愿队,他们比闻名遐迩的美国援华"飞虎队"更早地出现在中国领空,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来自社会主义苏联,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被中国军民亲切地称为"斯大林之鹰"和"正义之剑".     

在对比中坚定信心——读《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维为先生撰写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本给读者带来震撼、带来思考。进而收获新知的一本好书。他把中国崛起认为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是一种政治标准体系的崛起,对我们树立中国政治制度的信心很有益处：信心之一来自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信心之二来自于中国崛起的政治制度支撑,信心之三来自于与印度的比较,信心之四来自于与东欧的比较,信心之五来自于与东亚的比较。     

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逐渐流行起来。“中国威胁论”一般是指中国的发展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观点、理论和思潮。宣扬、赞同与附和“中国威胁论”的人可谓形形色色,内容不断翻新,先后出现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其论据概括起来不外乎四个：     

实现“美丽中国梦”的主体选择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我们可以将之形象地称为"美丽中国梦"。只有在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价值基础上凝聚中国力量,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生态文明、为了人民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才能凝聚起建设生态文明的强大的社会合力,顺利实现美丽中国梦。     

对中国“威胁论”和“责任论”的评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国际影响力提升．各式各样的“中国论”层出不穷。首先，“中国威胁论”再次甚嚣尘上；其次，“中国责任论”惹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理清各种“中国论”的蕴意，辨析各种“中国论”的实质．对观察和认识中国而言．就显得十分必要。     

真的还是假的——欧洲有个最小“国”

塞波加大公国本是意大利西北部里维埃拉地区一个普通的乡间小村。但从1963年起，该村就一直宣布自己为“主权独立国家”，第一任国王为乔治一世大公，本名西格诺·卡渡恩。     

建设“美丽中国”是我国生态文明的宏伟目标

建设生态文明,是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我们要建设“美丽中国”,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朱旦华：对“新疆叛徒集团案”的不断认识

笔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您和方志纯（1949年6月,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编者注）当年就受到冲击？ 朱旦华：1966年底,我和方志纯开始受到群众批判。回想起来,这和江西、全国“文化大革命”整个进程有关。1966年6月,《江西日报》还在紧跟《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谷霁光,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知真为组长。8月8日,江西省委根据毛泽东“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谈话精神,撤销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到了1966年冬,刘少奇被北京群众组织点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纯作为“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主要依据是,邵式平省长去世后,方志纯作为代省长、省长,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到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纲上线。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广场（当时的人民广场）召开方志纯万人批斗会。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被陪斗。     

“普世价值”的源起、演变和思考

本文析辨了普世价值的缘起、演变,认为普世价值的"普世性"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概念,它服务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扩张。这种普世价值不承认其他文明的独立价值和发展轨迹,忽视其他文明对人类文明历史作出的独特贡献,否认在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普世价值观最终否认的是本来就存在的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多样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