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线的启示:“撞伤不如撞死”是对法律的误读

法律是一种众人之事,你遵守法律并不代表你能安全,还需要别人遵守法律。一个懂法的人不仅是自己守法,更要看到对方违法的可能以及对方违法对自己的冲击。下面,我们试着从利益维度分析走在斑马线上是否安全并剖析在司机中流传的所谓撞伤不如撞死的说法为什么是一种对法律的误读。走在斑马线上是安全的?斑马线,由多条平行白色实线组成,因类似于斑马的条纹,故而被称为斑马线。     

如何解读“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宪章”——兼议罪犯人权保障理念

从刑法的性质、目的与任务分析，刑法是“善良人的宪章”；从刑法的功能分析，因其具有使犯罪人免受刑法之外制裁的保障功能，可以认为“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宪章”。至于“(应)使刑法真正成为公民特别是犯罪人的大宪章”的观点，却存在人权保障理念植根的错误。监狱机关应当依法保障罪犯的人权，但罪犯权利保障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必须置于惩罚的前提下，必须体现在改造的过程中。同时，应当将罪犯人权保障放到整个国家人权保障体系中认识与权衡。监狱人民警察应当确立正确的罪犯人权保障理念，坚持监狱工作正确的发展方向。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兼论刑法谦抑实现的必要性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出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无疑是当下社会大众对刑罚制裁机能无比依赖和迷信的有力证明。帮助国民树立正确的刑法价值观是改变这一现状的首要途径。刑法谦抑的实现有助于转变国民的刑法观念和刑罚观念,对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成因和法律价值的平衡为出发点,探讨刑法谦抑的实现之于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重要意义。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暴力与屠杀:刑法上的“敌人”还是刑法上的“不人道”

法律对屠杀问题的回应,始终在两种模式之间徘徊:一种是以国家刑法为给养来源的刑法上的敌人模式,另一种是源于国际刑法的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后者更适合屠杀的定性标准,它暗示了在大量死难者面前,对人性的否定。建立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需要回应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罪的含义;第二,归责;第三,惩罚的实质。首先,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条,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反人道模式中被保护的人性包含着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每个人的特殊性,以及每个人都平等地归属于人类共同体。其次,在归责问题上,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制裁处于权力链条最顶端的人,还必须考虑等级体系的所有级别。最后在惩罚实质上,我们不仅要在刑罚制裁上考虑惩罚的本质,而且还需要从修复以及协商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文章最后指出,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普世的理想,尚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合作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协力。     

“流氓软件”的法律规制

李领臣在《法治论丛》2007年第2期上著文《“流氓软件”的法律规制》认为，流氓软件日益猖獗，反流氓软件的浪潮应运而生，但是效果不佳。遇此尴尬，主要是因为缺少直接对流氓软件规制的法律，流氓软件和反流氓软件都游离在法律的边缘。鉴于此，法律要明确界定流氓软件，首先，有利于解决对流氓软件的认定问题，明辨是非；其次，有利于为反流氓软件提供长效机制；再次，有利于建立和谐网络，净化网络空间。     

简论刑法上的“从轻处罚”

从轻处罚情节包括法定从轻与酌定从轻情节。从轻处罚必须以“从轻处罚情节”为依据,酌定情节不是由法律具体规定的,因而就其是否影响量刑有进行自由裁量的必要。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准确适用从轻处罚的各种量刑情节,从而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要求,既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又是一个十分复杂又技术性很强的问题。     

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司法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规定．虽然解决了绑架罪起刑点过高的问题，但又引起了新的争议，检法分歧较大。应以认定“情节较轻”所依据的事实要素为基础，避免解释的随意扩大．防止绑架犯罪的轻刑化和量刑的不均衡问题。     

奸淫幼女罪处罚条款应增加“奸淫幼女多次的”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合理限制死刑：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必然趋势——中英“死刑适用标准及死刑限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死刑是刑罚制度中最古老且最严厉的刑罚手段，自古以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今天，死刑却以其残酷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质疑。当今世界，已经有124个国家和地区完全废除或者实际上不再执行死刑。近年来，在我国刑事法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减少和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逐步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正逐步在立法、司法和学术界形成共识。     

多次挪用公款构成“情节严重”而加重处罚的规定不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将多次挪用公款规定为挪用公款“情节严重”的几种情形之一,使多次挪用公款这一犯罪情节成为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对于这一规定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起新型机动车“走私案”引发的争议

北京首例以外国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名义获得进口机动车指标走私旧机动车犯罪案件，已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由于此案犯罪过程横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     

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一概念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法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标志;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表达和学理表征。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包括宪法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监督和制约公权、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和平、立足本国国情、法治文明互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特色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大国法治、赓续中华法治文明、面向全球化。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合构成了法治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典型案例 法治中国前进路上的“活化石”

在法治建设的璀璨星空中,一个个司法案例犹如漫天繁星默默闪烁;在法治进程的漫漫长河里,一件件经典判决犹如沧海一粟静静流淌。司法案例是人民法院工作成果的重要载体。古往今来,司法案例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重大、典型的司法案例,更是人们观察司法活动、评价法治进步最直观的标杆和尺度。它们突出展现了案例对于总结审判经验、促进司法公正、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轻罪”理论研究中若干观点的商榷

理论界关于“轻罪”的研究成果斐然且意义重大,但若干观点科学性不足,值得商榷。支持“‘轻罪时代’选择以宽为主刑事政策”建议的前提条件不真实,必须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支持“应该废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建议的理由不合逻辑,对待危险驾驶罪,宜改良而非革命;“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法发展趋势”论断与刑法发展实践不相符,需要考虑刑罚严厉化的现实意义;“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论断过于片面,刑法谦抑性的核心在于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而非刑法的排除性。     

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统合意义上的“法治改革”论

探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目的在于找出深化改革的路径。我们需要改变对法治与改革之关系的简单思辨,在对立统一关系中探寻法治与改革的统合体。“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高度凝练,其中一核心内容是统合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法治改革”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深化改革以“法治中国”为目标,“法治中国”则以深化改革为路径。在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法治与改革两种方法都有了价值追求,也是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正确方向。     

“少杀慎杀”的前提是“当判必判”

在很多学院派专家的眼里，礼教伦常的沿袭，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之最大壁垒，譬如“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等。于传统社会而言，法律秩序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清楚；于现代法治社会来说，法律与道德必须有明确的分野。今天的中国，刑罚轻缓化图景已日趋鲜明，少杀慎杀，早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价值取向。     

关于中国“仇恨犯罪”的现象透视与分析

"仇恨犯罪"并非新生概念,它在历史上就不少见,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Hate Crime",还是我国古代的"复仇文化",都属于"仇恨犯罪"的种种。"仇恨犯罪"作为犯罪的一大重要类型,具有犯罪的共性,也有其独特的一面。目前,我国的刑事应用法学、犯罪法理论中尚未形成相关的系统理论。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正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各类犯罪的犯罪率不断上升,作为一种犯罪现象的"仇恨犯罪"就是典型。因此,对于其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预防和矫治进行分析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