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的刑法现状及其改进

在我国,对环境犯罪这一新兴社会现象现行刑法并未作明确规定,已有的环境犯罪并非法律概念,而是学派众多的学理观点,且因观点定义的时间背景所限,因此在突出生态保护这一人与环境关系的宗旨方面有不足,这已在现行刑法中有所表现,极大地影响了对环境犯罪和环境违法的认定和处罚,需要根据所存在的不足注重相应内容的构建.     

对环境犯罪生态法益的追问及反思

环境犯罪法益定位泛秩序化、公共政策化倾向将导致立法走向象征主义、司法走向工具主义的歧途。非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生态法益论自带虚无主义特质,维护环保秩序的公共政策不宜作为环境刑法构造的外在参数。生态法益界限不明将消融公民和国家的界限,构建社会上公共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刑法上的环境公共法益之递进关系,有助于在环境刑法的开放性与安定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生态犯罪的刑事犯转化及其益处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生态犯罪的设置属于行政犯,但由于生态伦理观念的变迁导致生态犯罪由行政犯向刑事犯转化,这种转化会带来一定的益处:扩大了刑法的调整范围,增加了刑法对生态犯罪的调控力度,避免出现以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的惩罚漏洞。     

农民的环境弱势地位与制度的伦理关怀

环境资源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农民由于某些原因成为环境弱势群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良好环境权的享有和生态利益的分配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不仅损害农民的利益,破坏环境公正原则,而且威胁国家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必须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道义关怀为基础,寻求更加公正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农民既享有程序意义上的环境公正,也享有实质意义上的环境公正.     

论环境刑法的构建优化——以其行政从属性为切入点

环境犯罪正逐渐暴露在社会的视野中,其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刑法总则和分则对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刑法的条文设置、环境犯罪的刑法定性均凸显出一定的行政从属性,这就直接导致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中存在着对环境保护不力、法律适用不足、司法实践混乱等问题。在此形势下需对环境权有所考虑,刑法条文的整体架构需要作出调整。     

污染环境案件行刑衔接问题探究

我国污染环境案件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仍存在行政违法与环境犯罪界限模糊、案件移送程序不畅、证据转化规则模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乏力、案件信息无法有效共享等问题。应通过明确污染环境罪在刑法层面上的保护客体、完善案件移送程序、健全证据转化规则、强化检察监督效果、畅通案件信息共享渠道等方式探寻污染环境案件行刑衔接的完善路径。     

论行贿罪的犯罪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行贿罪规定了明确的犯罪目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未把"谋取正当利益"纳入刑法惩处的范围,这是不妥当的。这样的规定有很大的不合理性:不利于处理受贿罪的关系,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论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取消

当前刑法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不仅难以适应新形式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反而极大地削弱了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结合刑法理论,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论证应从现行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试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中并未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我国目前涉及环境问题的诉讼.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大致呈现这种态势,印国家机关为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以原告身份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多为胜诉,其他主体如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为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以原告身份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多以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等理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试从民事诉讼法的视角,提出有关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思路.     

浅谈危害环境犯罪的法律确认及其原则

人们对环境犯罪的意识十分淡薄,因而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犯罪要进行法律确认,用刑罚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危害环境犯罪的法律确认要遵循社会相当性和环境的生态效益两大原则.     

论国际环境犯罪与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

国际环境犯罪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秩序的一大破坏因素,并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对于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这一论点,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见解,使得对国际环境犯罪的惩治行动搁置不前。笔者通过对惩治国际环境犯罪的立法现状进行探析,试图从理论的角度对国家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证,并探析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以期对国际环境的保护尽一份绵薄之力。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借贷平台刑法应对的实践反思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促成了国内理财平台的繁荣,鱼龙混杂之下法律的规制虽必不可少,但又不可任意为之。从刑事审判实践来看,当前刑法对借贷平台的规制无奈而又紧迫,作为平台本身吸纳资金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抑或集资诈骗罪等金融犯罪,但是否定罪以及是构成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并无统一的标准。而借贷平台上大量的用户金融数据利益的刑法保护是当前司法的疏漏,也是立法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刑事犯罪圈的扩张与合理限制

我国刑事犯罪圈的划定即刑法的调控范围问题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现行刑法典及八部刑法修正案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刑法是社会风险调控中的最后手段。刑事犯罪圈的扩大应审慎进行,明确犯罪化的实质基准,充分发挥刑法解释的机能,在适度犯罪化的同时,积极探索非犯罪化。     

学科交叉视阈下的环境犯罪刑法规制研究

从刑法学、经济学学科交叉的视野看,环境犯罪突破了其他部门法所能调控的极限,是刑法被动适用的结果。当前,环境犯罪立法、司法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确立系统的规制思路,也需要对具体的刑法制度进行改造和组合。     

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探讨——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

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都需要遵循的规律。刑罚轻缓化在未成年人犯罪上更应予以凸显。未成年人因心智的特殊性,在法律上对其犯罪应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对待。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施行前,我国刑法已然对未成年人有着特殊的保护,虽然不够完善和全面。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轻缓化有了更多的制度设计。     

环境经济学:科技创新维度下我国环境规制的症因索解

环境规制不仅关涉一个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效,还关涉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及其激励绩效。文章在分析环境规制对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及其绩效的经济学机制之基础上,从科技创新维度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规制政策之症结,认为:我国现行环境规制以"命令—控制"型为主的规制工具难以形成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有效激励;直接税收规制的现行政策缺乏对整个社会技术研发投入的有效激励;现行环境规制工具忽视了对环境税生态效应的有效运用。为此,应该对相应政策做出改革,以为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后续调整做足功课,夯实基础。     

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具有预防生态损害的功能,但从已结案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来看,我国目前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具有明显的事后救济特征。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侵权法为基础,过于强调损害结果、不够重视源头预防且欠缺民事请求权基础,因而难以有效预防生态损害。为构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借鉴美国经验,明确其执法诉讼属性,允许原告对企业和行政机关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起诉讼,而不必证明损害的存在。据此原则,需要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选择、适用范围和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进行不同于侵权诉讼的设计安排。     

浅论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之构建

现行侵权责任法以及环境保护法中对于受害人损害填补的力度不大,且制度的操作性较弱,通过确立社会化的损害风险分担机制可以补充现行法的不足,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限于其属于限额保险,对于影响面广、损害者众多的环境事故则无法全部赔付,因此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建立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就成为当务之急。     

还权与民—民间融资合法化的根据

民间融资是公民的自然财产权利和法定财产权利。民间融资犯罪化保护了垄断国有金融企业的利益,实质上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是与民争利的行为。民间融资犯罪化夸大了民间融资的负面作用,忽略了公民的意思自治,造成公私财产权利保护的不平等,同时也导致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冲突。刑法应当还权与民,对民间融资的规制应当坚持其私权利的本质特征,对其予以平等保护,同时及时调整、清理有关民间融资的刑事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将民间融资合法化。     

土地征用制度中农民权益损害的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耕地的非农化转移是不可逆转的。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利益的保护是必须关注的问题。现行的征地制度起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剥夺农民利益,进行工业化积累是无奈的选择,其中农民的利益损害是巨大的。从征地范围扩大化、产权制度不平等以及征地补偿不合理等方面,分析了征地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并且全面论述了耕地价值的构成。以2000年耕地资源价值核算为例,量化土地资源价值量构成,表明现行征地补偿中所显化的耕地资源的经济价值只是其总价值中的一小部分平均,仅占到耕地总价的16%;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没有体现。从公平与效率角度出发,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征地制度改革的原则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