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

一、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现状 政策工具又称为政府工具、治理工具或政策手段，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主要指政府行政部门）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手段、方法、路径和机制，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则是指在实施减少以二氧化碳为衡量标准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化石能源消费中，政府行政部门在制定和运用低碳政策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     

试论当代中国政府结构之优化

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韵公共需要而产生的。而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结构决定功能。因而在此理论视阈下,一种优化的政府结构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于是围绕着政府职责这个轴心,可以将政府结构分为政府的总体规模、政府间关系结构和官员结构三个紧密相联的层面。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探讨政府结构优化问题尤为显得紧迫和重要。     

论社会转型与中国政府改革

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应在全面转型过程中努力营造和保持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为此,中国的政府改革要进一步拓宽改革的视角,转变改革思路.市场经济不应成为政府改革的惟一着眼点,要立足于市场经济又着眼于社会转型,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管理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不断明确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论当代中国政府权力社会化

政府权力社会化是政府权力逐步向社会转移的过程,它作为社会发展一个不可变更的历史趋势和当代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既具有科学管理的价值,又具有民主政治的意义。然而,在当代中国,它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或曰障碍。因而它的实现必然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与目标。     

经济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政府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政府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分析当前我国政府能力的现状,认清差距,找到问题,据此寻找提升政府能力的路径,实现我国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从实质性政策工具到程序性政策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显著意义。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虽深入发展,但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程序性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当代演化及政策工具的分类创新,阐释并比较程序性政策工具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效用特点及差异,揭示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源起与价值体现。探寻程序性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契合,希冀丰富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创新。     

我国城市更新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是用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对城市中衰落的区域，进行拆迁、改造和建没，使之能长远地、持续性地改善和提高。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管理中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交汇点，它既是城市管理的一个焦点，也是一个难点。城市更新已经成为各级城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我国社会治理工具发展的基本取向

人类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工具,按照政府干预程度可以划分为四大系列:自愿性工具、调适性工具、引导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人们选择社会治理工具的深层逻辑,在于社会治理模式影响和决定社会治理工具,即政府管制模式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以选择引导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为主,公民自治模式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以选择自愿性、调适性工具为主,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治理模式条件下的社会治理需要在政府管制工具和公民自愿工具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也是一种混合治理模式。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社会矛盾凸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很大等因素的制约,恐怕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仍然要扮演主要角色,而非政府组织则只能居于配属地位,在现实社会治理中我们只能选择政府主导下的公民参与模式。面向未来,中国社会治理一定要向公民自治方向发展,这必然使我国的社会治理工具面临创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社会治理工具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工具的承担主体。     

渐进主义视阈中政策工具的选择

渐进主义分析是政策过程中重要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方法的批判与吸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强调政策过程的改进只是一种渐进的改进,而不是突变的发展。渐进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种试探性的解决,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渐进主义作为分析政策过程的方法,对政策工具选择的问题同样适用,工具选择及应用也是渐进调试的过程。以渐进主义的视角看,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建立在政治博弈基础上的活动,而政策目标的动态性以及政策学习能力促成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渐进主义路径。运用渐进主义视角的分析政策工具选择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政策工具的性质,提高政策工具选择的满意度以及有利于政策工具本身地位的提升。     

从统制型到服务型:当代中国政府建设的模式取向

政府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改革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与难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当代中国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入,其趋向就是逐步扩大政府的服务职能和领域,限制、规范政府的统制范围与领域。即从“统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当代中国政府文明建设的模式取向。     

论当代中国政府管理由政治导向、经济导向到服务导向的转变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当代政府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强化的结果。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管理需要由过去的政治导向、经济导向转为服务导向,把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当代中国政府转型的目标取向。     

公益服务的社会性管制

公益服务(科教文卫)具有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容易出现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为了更好地提供公益服务,需要对其进行社会性管制。公益服务社会性管制主要通过以税收为主的经济性工具、以行政许可为主的行政管制以及信息优势管制,来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     

论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

在政策过程中能否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政策工具选择的环境、以前选择的限制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对这些因素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为决策者选择恰当的工具,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依据。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行政许可的正当性:当代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思路研究

当前,学术界对于行政许可的正当性问题缺少关注,导致了我国行政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从经济学和法学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经济学上政府进行管制的根据主要在于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发展趋势应当是社会性管制的逐渐加强与经济性管制的逐步放松。公民的基本权利存在界限是行政许可存在的法学依据,立法上设定许可是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给出限制和禁止,行政个案中实施许可是对法律禁止的解除。不论是禁制还是解禁,行政许可都与人权息息相关,是对人权进行事前抑制和干预,因此必须以实体及程序性法律约束行政许可的设定与实施。     

论当代中国政府与公民间契约关系的表现形式

当代中国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体现为三种状态:政府与公民之间基于信任而产生的隐性契约关系;基于相互期望和认知而产生的心理契约关系;基于公共权力所有权和行使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特殊性也体现着中国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活动的特殊性。     

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与选择策略

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是当今的全球性论题,如何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善治的标准.而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关系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经历了命令-控制型工具、基于市场的激励性工具、自愿性环境协议工具及基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工具的发展演变.这些工具各有利弊,适合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管理情境.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应从选择单一的政策工具走向政策工具的组合、从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非均衡走向政治均衡、从政策工具的移植走向政策工具的创新.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