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适用现状的调查

《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适用现状的调查罗汉国，张罗宝，钱亚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正式施行一年半，在适用过程中，《决定》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特别是《决定》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所...     

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正确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条款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从规范本身讲是清楚、明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对该条文的内在含义作出正确的理解,在司法实务中就势必出现或轻纵犯罪或罚不当罪的弊端.在对史某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就曾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同样是特殊法条,将该款规定中的处罚解释为定罪处罚不具有正当性,军人盗窃、抢夺部队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抢夺武器装备罪。出于罪刑相适应的考虑,对上述行为量刑时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定刑。从立法论角度来看,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缺陷。对此,可经由补正解释的路径来纠正这一错误。     

关于刑法第267条第二款的适用理解

刑法第267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规定定罪处罚。”这是对修订前刑法规定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扩大补充。由于行为人仅仅是携带凶器,实施抢夺中既不直接使用,亦不出示,加上“凶器”概念难以界定,极难分辩此情形下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易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适用困难。本文试图从辨析其成立条件着手,作简要析解。     

解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我国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成文法化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公司法的这种规定,脱离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自身应有的法律属性,难以达到立法者的预期.从法律条款的表述方式和语义来看,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释为侵权法规范的特殊条款,似乎更能表达该条款的真实含义.     

对《环境保护法》第44条第二款区域限批适用的几点思考

《环境保护法》第44条第二款规定了区域限批制度,对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将超过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未完成国家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作为限批的适用情形具有深刻的实践支撑,是为解决我国目前环境监管不力做出的尝试,但在环境质量目标的确定上还需进一步探讨。将区域限批决定权赋予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助于区域限批手段的有效运用,省级以下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虽无决定权但也应当制定相关规定使其充分发挥环境监管职能。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作为限批对象,需要对新增进行准确的认定,限批情形和限批对象之间相互对应,环境治理措施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现代公司制度。随着公司制度的全面推广,全国各地的公司也逐渐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已从1992年48万多家,增加到目前的上百万家,这对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立法的滞后,在公司的发展中,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且日益严重。波及全国17个省市、受害者达10万余众、骗得资金10多亿元人民币的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非法集资、侵吞集资款一案     

对《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七款含义之探讨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7款规定:"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这一看似非常简单的条文,实则包含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主要以立法及刑法理论为论据,从行为人之刑事责任能力、追诉时效、未经处理、罪名适用等角度对该罪名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着力从公安实践的角度对该条文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刑法》第358条刑罚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358条的设置为学者诟病。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界限不明,但当我们将组织卖淫罪限定在满足场所条件和人员规模条件后,各罪的界限开始清晰。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涵盖了强迫行为。当组织卖淫活动中出现强迫行为时,应以组织卖淫罪认定。本条规定的五项加重情节全部适用于组织卖淫罪,第（二）项至第（五）项适用于强迫卖淫罪。加重情节“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之强奸行为与卖淫行为存在顺承关系。强迫幼女卖淫无需对“幼女”的明知。在认定淫业犯罪时,应放弃对卖淫次数的评价。     

《合同法》第286条司法适用疑难问题探讨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解决拖欠工程款的有力武器,但司法适用中在性质、主体、范围、行使期限、行使对象等方面存在诸多疑难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当是法定优先权,而不是留置权和法定抵押权。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不应当成为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分包合同、转包合同实际施工人应当享有优先受偿权。窝工损失和垫资款应当纳入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的性质应当是除斥期间。当实际竣工日期和约定竣工日期不一致时,应当以实际竣工日期作为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在中连停建和更挟承包商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对未竣工建筑行使优先受偿权。不能一概认为政府机关工程属于不宜折价、拍卖的工程,拆迁安置房应当排除在优先受偿权之外。     

对《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的探讨

我国刑法第121条已对偷税、抗税罪作了规定。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刑法第121条已不能完全适应同当前严重的偷税、抗税犯罪作斗争的需要。为了有效地同这类犯罪作斗争,保证税法的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2年9月4日通过了《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因此,《补充规定》是对我国刑法第121条的偷税、抗税罪所作的全面的、重要的补充和说明。鉴于《补充规定》的内容较多,本文试就《补充规定》中的若干问题谈点浅见。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文章在罪名、客观行为方面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问题上作了分析,以期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这一条款。     

刑法第59条第2款的适用初探

《刑法》第59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是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这一法律规定理解不尽相同,执行起来也大有出入。笔者结合对某县法院审理20件刑事案件的判决书适用刑法第59条第2款时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归纳分析,对此法条的适用试抒管见。     

关于惩治战争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

战争犯罪的惩治分国内和国际两种形式。国际惩治是对国内惩治的补充。两种惩治刑法适用各有应遵循的原则、适用的法律、适用的主体及罪名等。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应增加“战争犯罪”专章。     

《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理解与适用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的被组织者应该出于自愿,所组织的对象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组织摘取他人出卖的器官致人伤亡时不宜按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处理;第37条第1款的罪名表述应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第2款的规定是一种法律拟制;偷偷摘取尸体器官的只能理解为是侮辱尸体罪,死者生前对于自己的身体具有自决权,死者死后的器官决定权,则可由其家属行使。     

论《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的法律适用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1992年9月4日通过颁布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偷税抗税犯罪做了重要修改和补充,并增加了新的罪名,使我国有关税务犯罪的立法趋于缜密。本文拟就该《补充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刑法第399条第3款规定之适用

现行刑法第 399条第 3款规定 ,仅是一条分则特别条款 ,因而它只能适用于该条 ,而不能适用于渎职罪中的其他分则条款。     

对《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三个新罪名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4年7月生效实施。为配合该法的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2月28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其第九条至第十一条对在公司中发生的收受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作了处罚规定。本文拟就这些规定所确立的罪名、罪状、适用范围及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关系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研究。 一、罪名 《决定》第九条至第十一条所规定的犯罪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在犯罪的客观方面有相同和相似之处,但它并不是简单地对后者犯罪构成范围的扩大,而是对新的犯罪行为的立法确定,对于其罪名的称谓自不能直接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代之,否则难以同一般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相区别。根据罪名应当反映犯罪主要特征的原则,我们认为,可以把《决定》第九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犯罪的罪名分别确定为:(1)公司人员受贿罪(第九条),即采用明示主体的方式确定该罪罪名。理由是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即受贿,主体则限定在“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范围内,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可以统称为“公司人员”,将该主体与行为相结合,便构成“公司人员受贿罪”罪名。     

《刑法》第239条第2款的适用——兼谈绑架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239条第2款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规定,且配置了同样的绝对法定刑,导致条文本身存在过失与故意同等处罚的罪刑不相适应的内在冲突。未来应对该款加以修改,区分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故意伤害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三种情况,并设置轻重有序的法定刑。绑架过程中,因警方的打击错误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绑架犯杀害被绑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