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美国对俄外交政策

美国对俄政策决定着美俄关系的走向,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对俄外交经历了深刻转变。本文在记述美国对俄政策变化历程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美对俄政策的主要特点。美国对俄外交明确的现实主义取向,已促成美俄关系结构性和战略性根本分歧不断加剧的局面。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华地缘政治观

美国对华政策时好时坏,曲折多变,具有友好与敌对兼备的两面性特征。这种矛盾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对华地缘政治观念。坚持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的人认为,中国是一支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而坚持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的人则认为,应立足于全球战略均势和亚太安全结构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     

美国经济走势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在经济周期规律的作用下 ,美国经济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下滑 ,且短期内难以复苏 ,并引发全球经济走软。美国经济走软直接影响到美对华政策的调整路向 ,我国如何在未来几年积极引导中美关系的互动成为亟待研究的战略课题。     

试析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对华政策的转变

尼克松是一个在冷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由于受到冷战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了解，尼克松曾经对中国存在着偏见，和很多美国政治家一样也曾主张对华实行强硬态度。但是，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尼克松不得不从现实主义出发，开始对中美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进行深刻的反思，虚心地听取国内外战略家特别是戴高乐、阿登纳等人的忠告，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重新的评估，从而对中国逐渐形成了极其富有远见的看法。     

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危害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使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由购买中国产品的间接援助发展到对中国进行贷款,直接军援,以确保自身在华的利益.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延续?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执行四十余年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还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这个惠及多方的政策选项,近年来却在美国战略界的质疑声中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理解这一政策为何曾在过去长期延续,就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在界定接触政策的基础上,对聚焦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实力优势、相互依赖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促使美国长期对华接触。另一种观点认为,战略精英、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推动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欺骗与克制说服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这些观点都存在不足:结构约束只是减少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选项,并不能说明美国选择接触政策的原因;国内政治固然会影响美国对华接触的战略判断,但中国因素也不容忽视;中国对美战略虽有说服美国对华接触的可能,但目前仍缺乏可靠的实证分析。由此可见,结构约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学界必须更加重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试析美国犹太人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途径

文章主要分析了美国犹太人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几种途径。美国犹太人通过选票、媒体、支持候选人参加选举、接近和影响决策者等方式给美国的中东政策打上了明显的亲以烙印,美国犹太人集团也因此被认为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院外集团。     

试析美国移民法及移民政策的实用主义

美国建国以来移民法及移民政策的制定以及每一次的修订,都深受其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原则,力求最大限度符合其国家利益的需要。纵观美国各时期的移民法和移民政策都体现出较强的实用主义特征。     

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

奥巴马第一任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由最初重点推进中美关系以换取中国在诸多美国关切议题上的合作,转变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高调重返亚洲,展现约束中国崛起的姿态。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解决"适应"还是"防范"中国崛起的问题,尽管言辞上宣称要适应中国的崛起,行动上却采取多种防范措施。这种政策矛盾重重,蕴含着损害中美战略稳定的巨大风险,中美关系也因之进入到一个战略漂流期。     

二战结束前美国的远东战略与对华政策

二战结束前 ,美国确立了以中国为主要支柱的战后远东国际秩序观 ,这不仅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 ,而且使其远东战略深受中国国内形势的影响。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美国不得不将支持蒋介石政权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 ,这决定了它的远东战略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脆弱的、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美国公众舆论与战争--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

本文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说明美国是最喜欢用武力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战争的伤亡会影响美国的民意,反战的民意进而会影响政策的实施,甚至影响总统竞选连任,但不会制止战争。     

当前我国民意表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充分尊重民意表达是我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也是当前我党密切联系群众、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民意表达存在着渠道不畅达、权利不均衡、制度不完善、理念不端正、实效不理想等问题。我们必须着力构建“多元化、多向性、多维度、常态化”的民意表达机制。     

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评价

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在新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该时期制定的以“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和相应设立的计生机构,既是20世纪50年代人口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为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发展趋势探析

网络舆情的研究在社会各方面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通过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2002-2012年公开发表在CNKI中中国学术核心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1432篇网络舆情领域学术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对10年来国内核心期刊网络舆情文献的载文量、作者、月平均被引频次、月平均下载频次进行分析与研究,综合论述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状况和发展趋势。     

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

美国的东亚战略调整是政策回归的产物,是针对东亚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应变之策,实质仍在于强化和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其主要方式是基于地区制衡的前提下不断交替使用离岸平衡与选择性介入。美国的对华战略是其东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已经出现可能替代美国影响的趋势时,东亚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这一前提之下,美国的东亚战略加强了针对性和进攻性。中美战略性冲突有可能上升,但同时在新的安全利益得以相互明确的过程中,利益协调仍是关键。目前,中美战略猜疑仍在上升,中美之间进入新的战略磨合期。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曾经有过三次较大规模高潮,分别是: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43方案”,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22项重点工程的“78计划”。本文通过分析、比较、评价这三次引进高潮,概述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引进的历程,指出国际国内背景的巨大变化是三次引进的指导思想、对象、手段、规模有显著不同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必须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采取与时俱进的不同开放方式。其次,中国要想富强,必须通过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方式在竞争中解决全面对外开放问题,闭关自守的拒绝引进或者“一边倒”式的单向引进,都只能是权宜之计。最后,引进并不是单纯的利用设备,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消化,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扶持自己的工业体系。本文所整理列举的三次对外引进项目内容,也填补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资料空白,厘清了过去一些不准确说法。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应对青年反战思潮的方式及其启示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对青年反战思潮的不同应对方式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谎言和暴行使青年反战思潮激化,而法治传统所蕴涵的宽容精神则使青年和社会的矛盾趋于缓和.它启示我们,宽容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介质.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理论丛林的形成既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学对现实社会急剧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根据目标取向的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行政科学,坚持效率至上,单纯追求行政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却很少提及甚至忽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二是价值理性取向的行政哲学,强调公共价值,积极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但缺少制度化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机制,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民主党派政治参与和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举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这是中国人民表示爱国决心、展示爱国行动的一种方式。各民主党派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了这场爱国运动。他们积极抗议美国的侵略行径,从道义上声援抗美援朝战争;积极捐献飞机大炮,从物质上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积极投身于增产节约运动,强固战争的经济基础;积极参与慰问前线活动,从精神上鼓舞前方将士;积极投身于参军参战活动,从人力上支援战争。民主党派及其群体的政治参与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以“药家鑫案”为例

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新的民主参政方式,它打破了信息垄断,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成本,开辟了网上民主监督的新时代。网络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的公开与公正,与此同时,网络民意的“非理性”与“情感性”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对网络民意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并通过规范引导网络民意,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网络舆论和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