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法律程序价值理论的反思和重构

有关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虽然程序本位主义理论和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释,但是由于所持的方法论的缺陷,造成了法律程序的各种价值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实践混乱.论文从法律制度的内在功能与人的主观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价值基础人手,通过对程序工具主义理论与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的反思,从法律对主体的权利保护角度,重新揭示...     

军事刑事侦查程序正当目的初探

军事刑事诉讼程序一直遵循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诉法修改后 ,建立在正当程序价值理念之上的审判对抗机制并未在庭审之外作相同比例的延伸 ,依据刑诉法进行的军事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存在着机制冲突 :究竟是改革后的审判程序还是未作改革的侦查程序代表军事刑事程序的价值取向 ?理论上对军事侦查程序正当目的的漠视 ,使现行法律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军事侦查程序的正当目的 ,指立法者在正当程序价值理念下设定军事刑事侦查程序规则的应然理想。表现为对军事侦查权的行使科加一定的法律义务、确保被追诉军人享有平等的地位和对等的权利、构建军事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机制等。     

警察权与公民权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警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警察权是公共权力体系中的一种,而公民权则是私人权利中的一种。保障公民权是警察权的存在目的,公民权利保护需要警察权的保障,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形成和谐共处的良好关系,是符合法治精神的理想模式。     

警察权与公民权关系的双重分析

警察权的行使与公民权的保障始终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协调和解决:1.兼顾利益,适度控制警察权;2.为达平衡,适度扩展公民权。     

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刍议

警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过程中，警察权应合适而又有限度地在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民权利之间游走，通过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行政契约关系，努力做到执法为民，切实维护人民警察的权益，达到二者的平衡。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与协调中分析两者冲突的深层次根源，在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寻求平衡点。     

处置群体性事件与公民权保护

群体性事件是公共安全危机状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公安机关应树立即使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下,警察权和公民权利关系也不应背离法治轨道的理念,必须以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为指导思想,正确引导群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合理诉求,达到了处置与化解矛盾的双重功效。     

警察权与公民权博弈地位的差异

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使二者之间存在博弈关系,但由于二者在博弈地位上存在差异,致使实质博弈难以展开。应当从适度控制警察权与适度扩展公民权两个方面着手,消除二者之间的差异,达成“双赢”格局。     

兼顾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对平衡

正确处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互关系,兼顾两者的相对平衡,是依法治国、构建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实现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偏重于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力度;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行使的情况,也存在着不依法行政和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对平衡,需要完善行政立法,公平分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需要规范执行程序,控制行政权力又保障行政效率;需要健全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人权与公民权的司法保护——从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入宪”谈起

文章指出了我国"人权入宪"的意义,但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应在具体制度层面为人权保护和实现人权提供可以行动的机构和程序,并对中国人权的司法保护前景给予热切的展望.     

试论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与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由于长期受控制犯罪模式的影响,现行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除逮捕之外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其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导致侦查阶段存在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最大根源;同时由于我国检察监督的乏力与滞后以及侦查权与国家公诉权的同质性,寄希望于检察机关对审前程序中侦控权力的运行进行制约是不现实的,在检察机关自己侦查的案件中本身也存在着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疑问。在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和司法权日益规范的背景和趋势下,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建立相应的司法控制和监督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试论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与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由于长期受控制犯罪模式的影响,现行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除逮捕之外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其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导致侦查阶段存在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最大根源;同时由于我国检察监督的乏力与滞后以及侦查权与国家公诉权的同质性,寄希望于检察机关对事前程序中侦控权力的运行进行制约是不现实的,在检察机关自己侦查的案件中本身也存在着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疑问：在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和司法权日益规范的背景和趋势下,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建立相应的司法控制和监督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略论公民权与少数民族权利

由于全球化的因素，公民权与少数民族权利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多方关注，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也因全球化的影响产生了新的问题。多民族国家应当在公民权的语境里来理解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自身所诉求的权利。少数民族民众自身对权利的诉求反映了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因此，当政者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倾听来自少数民族民众的声音是多民族国家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最起码的要求。     

刑事诉讼中的正当程序与财产权保障

正当程序与财产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都具有基础性地位。正当程序的构成包括作为形式要件的程序法定和作为实质要件的程序正义。程序法定强调公权力必须在形式上受到法定程序的制约;程序正义强调权利被干预者有获得被告知、听审并辩护的权利。正当程序对财产权的关注体现在对物的强制处分法定化和赋予当事人诉讼权利两个方面。在我国宪法将财产权定位于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之后,有必要在正当程序原则的指引下,在刑事诉讼中树立财产权保障的优位价值目标。     

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界定与程序完善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程序规制,但在强制医疗对象范围上依然需要与其他部门法做好衔接,在一些具体程序规定上还有待进一步修正.刑事强制医疗属于实现社会防卫的保安处分措施.要实现这一法律功能,并兼顾人权保障的立法任务,需要合理界定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依据正当性标准完善其程序规定.     

试论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与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除逮捕之外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易导致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发生;同时我国检察监督存在乏力与滞后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建立相应的司法控制和监督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针对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司法控制与监督缺失的现状,对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司法控制与监督的原则和具体设想做了一些探索。     

国家建构视角下的农民公民权变迁

公民权是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包括人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公民权的建设与发展和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作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者的农民,其对公民权的拥有程度取决于国家建构的需要,而从农民公民权的变迁过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农民公民权的获得与国家控制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函数关系.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及公民权生长

从纵向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划分四种历时型模型,即传统社会中的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集体化时期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双边二元关系,改革以来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前景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三位一体、合作互动关系。在国家与农民这四种关系模型中,农民公民权的生长和演变有着不同的特点。     

控辩平衡的起点建构——聚焦侦查程序的修改

现代刑事诉讼追求审判中立,控辩平衡。控辩平衡的起点不在审判伊始,而在侦查审判发动之初。我国的侦查程序存在强制措施规定粗漏,制度体系不完备,没有贯彻比例原则,超期羁押现象严重和刑讯逼供等弊病,为此需要修改侦查程序,确立正当程序原则,贯彻比例原则,改革和完善强制措施的规定,废除如实供述义务,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等。     

文化公民权——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新视野

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现有社会整合资源效力下降，应对传统力量复兴与新型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从政治、经济等层面进行社会整合的制度设计有限性日益凸显。我们认为，文化层面的社会整合是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核心所在，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塑造建立在对中华民族之上的高层次认同，加强公民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影响，将有助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     

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分析

正当法律程序作为重要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原则,其内涵及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在不同法系国家各有区别,但其现实意义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