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

网络民意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如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扩大决策主体,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等等,但也有消极一面,如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决策者的决策失误,过量的信息提供会引起决策者的盲目决策等等。政府部门要重视网络民意,也要正确对待网络民意,提高整合网络民意的能力,做到合理利用网络民意,完善政府公共决策。     

话语权博弈下司法判决的形成

近年来,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民众表达话语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致使个别案件的审判被演变为“媒体审判”、“民意审判”,判决往往成为不同话语权博弈后的结果.其实,无论是媒体监督的无序失范、司法独立性价值的消弱还是民意与判决的冲突,都可归结为媒体所代表的民意话语权与相关利益主体所代表的话语权、法律阶层所代表的话语权之间的冲突.面对该困境,文章通过典型、热点案例,从话语权选择主体、话语权表达主体两方面为困境中的理性判决提供了合理性建议.     

网络舆论引发的政府形象危机及其消解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已经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渠道,网络民意已经成为公共决策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何积极地应对由网络舆论引发的政府形象危机也成为政府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政府偏好视域下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影响的效度分析

近年来,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一方面,政府在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中,只有改变过去以政府为主的决策偏好,考虑采纳民意,才能建立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体系,适应社会转型时期高涨的民意诉求要求。另一方面,在现有公共政策体系中,考察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能撇除政府偏好的因素。从政府偏好的角度分析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影响的效度,能够更为清晰地反映政府偏好与公众偏好在公共政策中的关系,更为全面客观地反映网络舆情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并不断地完善政府治理。     

网络民意表达与地方官民沟通机制创新——对广东奥一网络问政平台的案例解读

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通过互联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公共意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此,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网络问政平台,顺势关注和吸纳网络民意。这种官民沟通机制的建立,改变着传统的单向式决策模式,构建着“官民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并最终将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基层干部如何在决策执行和民意中寻找平衡

"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要靠基层去落实,需要基层去执行。基层干部是群众利益的维护者,也是上级决策的执行者,决策执行是执政能力和水平的直接而集中体现,随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对决策执行的有效性、公平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民意作为广大群众的利益取向体现,基层干部在执行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民意,努力寻求决策执行与民意的平衡。     

双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思想库权力分层营销模式分析

根据美国权力架构的特点和思想库的身份界定,采用精英理论与利益集团双理论结构模式来综合分析美国思想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分层营销模式,其运作维度依次为对权力内层最直接的政策制定权力精英、权力第二层对决策者有重大影响的利益集团、媒体或社会团体以及对权力外层的公众舆论和民意。     

社会转型期公众民意表达科学化的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期和攻坚期,公众民意表达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利益诉求不断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多元化、差异化和群体化等新特点。在面对公众民意表达时,政府与公众应在公共理性的框架内,寻求理性和有序的解决途径。为提升公众民意表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营造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理性互动的社会管理环境,创新发展治理型的社会管理制度,不断拓宽政府主导的规范高效、理性有序的社会管理路径。     

社会媒体视域中的网络舆论政府治理

网络为人们表达舆情提供了一个方便而快捷的平台。许多网络舆论事件在互联网上发生、发展,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社会媒体主导的网络舆论改变了传统政府与公民对话的机制,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变化。网络舆论导致网络扰政、网络暴政问题：网络舆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形成了一定的消解。网络舆论拓展了一定范围的民意表达。实现网络舆论自由与政府网络舆论管理的平衡,网络舆论治理需要确立对话与协商新机制,辅之必要的管制与引导。     

网络公共空间对政府行为的监督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已成为中国公民表达民意、讨论和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生活以及进行监督政府的重要工具,网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沟通、政治讨论、政治表达、政治支持、政治监督,从而也对政府行为监督,网络营造了对政府行为监督的公共空间,借助于网络人们扩大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总之,网络越来越成为对政府行为监督的重要公共空间。     

浅析突发事件处理中政府与媒体的沟通策略

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政府部门能否成功与媒体沟通、把握舆论导向已经成为决定突发事件处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政府应该要掌握与媒体沟通的各种策略。主要体现为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掌控策略——主动提供；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处理策略——真实有效；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发布策略——及时渐进；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提供策略——口径一致；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表达策略——有人情味；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选择策略——勇于担当。     

城市管理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从缺席到回归——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决策事件前后变化为例

公民参与对城市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管理经历了一个从忽视民意到重视民意的转变,公民对城市管理决策的参与由缺席走向回归。以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决策为例,在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之前,广州政府在城市管理决策中基本上把公众排除在外,把政府的意志置于民意之上,公民对决策的参与是缺席的;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才开始逐步重视民意,建立起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模式,公民参与最终得以回归。不过,虽然广州在公民参与城市治理中做出了诸多的努力,并且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络民意表达的效应及其限度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关注公共事件、表达民意诉求的重要渠道。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承载了人们厚重期望的网络民意表达既给社会带来了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而紧迫的课题。由于网络民意表达的效应终究要通过现实社会来呈现或落实,这就必须从网络角色的真实主体和参与者入手,反思其在网络空间的民意表达边界与限度。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研究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注重分析网络舆情"。鉴于当前应对网络舆情的诸多误区,地方政府应建立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理性面对网络负面新闻,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不能把网络表达等同完整民意。     

社会谣言给社会管理创新带来的新挑战

社会谣言本身具有可信因素是其传播的内在因素,公众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其传播的根本原因,信谣和传谣成为公众的情绪宣泄方式是其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政府、专家及媒体公信力降低是其传播的深层根源,多样化的传播路径是其传播的技术因素。社会谣言是民意的非理性表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社会公平的期待。面对建构社会理性、保证社会公平、维持社会稳定、提升社会信任、引导社会舆论、重建社会价值观这些新课题,政府应从创新社会管理入手,加强法制建设,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健全信用监督约束和惩罚机制,强化技术监测措施。     

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转变的现实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步，使得互联网已成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情、听取民声、体察民意、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平台。同时，它也是民众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因此，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的转变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加强对政府监督和提高政府决策执行力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同外交决策的关系

西方国家的“媒体外交”,也就是利用新闻媒介来推进外交政策的方式近来已经成为外交学的新领域。在定义“媒体外交”的基础上,本文主要探讨媒体外交盛行的客观条件,并集中讨论西方国家新闻媒介对政府外交决策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控制媒介报道的基础和手段。     

试论民意的感性与理性

随着社会治理的日益民主化,民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民意表达中的各种问题也显露出来。民意天然是感性的,又应当是理性的。如何认识民意的感性与理性,是科学面对和处理民意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分析民意的感性与理性因素,阐述民意的表达和选择与民意的感性理性之间的联系,以寻找出促使民意的选择理性化的解决方案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民意信心指数调查——以文登市为例

公民应该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情况的最终评价者，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民意信心指数正是反映了这一点。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民意信心指数探究，有利于把握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真实状况，为今后我国地方政府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必要的参考。     

网络时代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若干问题分析

网络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和愉悦的同时,也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平台和工具:网络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挑战;网络舆论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民意表达新渠道;网络参与使传统政治参与体制面临新挑战;网络恐怖主义是影响政治稳定的恐怖主义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