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文章通过中外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对比,认为我国现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应调整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即控方单方认为证明达到了高度盖然性。同时,还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掌握起诉证明标准的高低,对重罪案件,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法庭审判,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即可提起公诉。     

论经济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经济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分为三个层次：即对有可能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对一般经济犯罪案件适用接近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对举证倒置的案件适用合理相信的证明标准。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探析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证明标准规定过高,检察机关就很难有效地控制犯罪,导致安全价值的缺失,因为标准过高使很多刑事案件的证明程度难以达到,导致无法提起公诉而使犯罪嫌疑人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如果证明标准规定过低,会产生不当起诉,这样就容易使检察机关起诉失败,同时无罪判决率过高也会导致公诉效率的低下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等现象。一、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现状我国提起公证明标准的法定条件有三条:(1)犯罪事实已经查清;(2)证据确实充分;(3)依法应当追…     

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仅关涉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而且反映一国检察制度及其运行的基本特征.对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把握必须考虑我国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和任务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诉讼目的以及诉讼的阶段性要求.我国现行立法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完全等同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之规定欠妥,但我国也不应当采用西方国家"更大的可能性"等较低的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而应采取"检察机关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这种较高的证明标准.     

再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

我国法律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侦查终结及法院判决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大体按照法院定罪要求来掌握公诉证据标准,但对某些案件证据标准的把握宽于法院判决的证据标准。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同于或基本同于判决标准。     

反思提起公诉证据之标准

提起公诉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权,也是人民法院履行审判职能的起点。标志着审查起诉程序的结束,审判程序的开始。审判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争议焦点集中在犯罪证据上,由此决定了审查起诉的重点在于案件是否符合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     

对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思考

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相对美国“高度盖然性规则”或“51%规则”,我国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过高。笔者认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可以低于有罪判决的标准,特别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更应当起诉,而不必规定过高的证据标准。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新论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和灵魂,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高度盖然性作为某些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事实上,在所有的民事案件中都适用该标准是不合理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一)从立法上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二)制定统一的《证据法》规范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三)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实现多元化。     

证明责任内涵的重新定位

在证明责任论中,证明责任的概念是基础中的基础.证明责任论从“严禁入内”的动荡年代到“备受关注”的兴起时代,走过了艰难的路程.然而,学术研究中的证明责任概念还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目前已经出现证明责任论研究较少的现象.证明责任中隐含很多相对独立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模糊性已经影响证明责任论的长足发展,更是严重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通过对证明责任的本质、意义与作用的分析与研究,把隐含在证明责任概念中的所有的独立现象逐一明确并在诉讼中重新定位.     

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显然具有不科学性,缺乏具体操作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浅谈批捕证明标准与起诉证明标准

诉讼是运用证据的活动,检察机关更是运用证据与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司法机关。怎样运用证据审查逮捕和提起公诉,在运用证据的过程中,把握不同程序对证据的不同要求,是确保各部门依法履行指责的关键之处。本文拟从批捕、起诉的证明标准含义、特点、缺陷及完善等方面进行探讨。     

刑事诉讼的双重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中程序证明标准是一个新概念 ,该概念与实体证明标准并列。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及其运行的探讨 ,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科学化、理性化注入了诉讼公正与正当程序要求 ,为实现诉讼文明提供了实质性条件     

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法要求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达到客观真实的标准。此做法混淆了证明目的与证明标准,超越了人们的认识能力,并且降低了行政效率。不仅如此,这样单一的证明标准也抹杀了行政诉讼各类案件性质的不同,背离了现代诉讼中的程序正义价值,产生了许多现实难题。因此,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有必要重构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学术界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有不同的主张 ,笔者赞同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观点 ,对该标准 ,学术界存在诸多质疑。该标准渊源于资本主义自由心证制度 ,其所标志的心证强度为法官的内心确信须达到高度的可能性。该标准的采用具有客观必然性 ,其在审判实践中具有很高的应运价值 ,但对这一证据制度进行必要的约束是完全必要的。     

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探讨

本文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采用的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立法意图及主要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分析比较其共同点及区别 ,得出了起诉证据标准与诉讼模式及各国法律文化历史传统紧密相关 ,并由其决定 ,但应该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这一结论。鉴于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相互融合、吸收 ,取长补短这一趋势 ,两种起诉证据标准之间的界线也日渐模糊 ,呈现出融合的趋势。通过考察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证据标准的现状 ,分析其利弊 ,认为必须重构我国的起诉证据标准 ,结合我国国情 ,兼采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取其之长 ,补其之短 ,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重新选择

基于死刑的严厉性与不可逆转性，各国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选择上至为严格。我国《刑事诉讼法》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该标准系从正面肯定的角度围绕着控方入罪而展开，难以体现辩方行为在证明活动中的作用，不利于死刑错判的防止。为此．应当从反面否定角度来选择“排除一切可能性”作为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适用这一标准时，还应当正确对待“疑罪从轻”原则，并确认合议庭一致同意才能判处死刑的原则。     

对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

一般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两者含义基本相同,且可以通用、互换,但实际上两者的内涵并非等同,不能简单地将两者作为相同概念混用。虽然分析哲学有这样的箴言:词没有固定不变的含义,它的含义取决于具体语境的上下文对它的具体委托是什么。但是作为法律术语,若唯以通过分析上下文方能确定其含义,难免会在学术讨论中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甚至会在写作中因断章引用他人词句而导致己文辞不达意。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对证明责任及其相关概念争议的分析,探究证明责任的具体含义,并反思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界定。     

略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是证据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明确证明标准,有助于证明主体按照既定的要求完成证明的任务,有助于法院正确审理行政案件。由于行政诉讼在诉讼的性质、任务、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承担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之处,因而在证明标准上不宜采用与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诉讼,高于民事诉讼,达到“法律真实     

从法定证据证明标准之兴衰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

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     

浅论公证证明标准

对公证证明标准的缺失导致我国公证行业发展的困难和公证社会价值发挥的不足,本文从公证活动区别于诉讼活动的特点,公证对社会纠纷的预防价值,公证的证据效力,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否定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主张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公证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