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评杨献珍等同志的“合二而一”论

目前,在哲学战线上,正在热烈而广泛地进行着一场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这场讨论,实质上是关于两种世界观和两种方法论的论战,是理论上的大是大非之争。“合二而一”论是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首先发表文章提出的,而艾、林两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又是从杨献珍同志     

康生凭“相面”定案二例

“文化大革命”成就了一大批诸如康生之流的反动人物，他们凭借着自身政治地位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在全国范围大搞“逼、供、信”，使无数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劫难。为了达到“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康生等人恶意编造谎言、迫害大批党政干部。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时问里，许多人体会了政治的可怕，也有许多人捞取了政治资本。而康生属于后者，他与江青等人勾结，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大量冤假错案的背后，有康生草菅人命的特有手段——“相面”定案。康生定案诬陷干部，不需要任何材料，他只需要自己的感觉经验就能判断被审者是否是“叛徒”。这种荒唐的定案方法集中体现在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两位同志身上，他们就是这样被诬陷的。     

一分为二和阶级分析

究竟是一分为二是唯物辩证法,还是“合二而一”是唯物辩证法?这是我国哲学战线上现在正在激烈争论的大问题。这场争论,不仅有极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有极大的实践意义。     

始终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

20年前,在神州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提出来的。讨论的焦点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和指示?这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要解决的也不只是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实际上是两种世界观、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指导方针之间的大论战,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浅谈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

爆发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当时在我党我国被称为“反修斗争”。这场论战的核心和主战场是中苏论战。中苏论战不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重要事件,而且在中共党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本文试就这场论战的的动因、焦点及其后果作一浅析。     

席卷画坛的“文革”风暴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上下阴霾笼罩。这场可怕的风暴同样毫不留情地席卷了当时的整个画坛。有很多优秀的绘画作品被荒谬地阐述和剖析了“政治寓意”而被批判,一大批知名的画家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一时间,新中国的画坛承受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洗礼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大论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大论战对我国学术界影响重大。毛泽东十分关注这场逻辑学大论战,对于此次论战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与毛泽东对建国初期《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胡风文艺思想等论战中的态度相比,他在逻辑学论战中的态度是比较恰当的。通过对比,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历史经验:在学术论争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创新,实现国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学术论争,并把学术问题政治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学术批判——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教条化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对冯友兰先生的所谓“抽象继承法”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批判。建国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所形成的政治干预学术的惯性,从根本上影响到这场原本正常的学术讨论。对“抽象继承法”的方法论价值缺乏学术分析,从而限制了这场大批判的学理深度。同时大批判并没有完全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而是呈现教条化和片面化的趋向,最典型表现为阶级分析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扭曲运用。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几点思考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这场争论被史学界视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却又否认它是一场“政治论战”,认为只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然而,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呢?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寻求答案。     

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吗?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就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是从批判“四人帮”惨无人道、灭绝人性开始的。不少文章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打着批判人道主义的旗帜,大搞法西斯专政,迫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罪行。不少文章还涉及和指责过某些干部对人民的疾苦不关心的官僚主义。这场讨论还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了人性、异化及有     

康生临死前为何要揭发江青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本文作者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看到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最近,他依据所掌握的资料,披露了此事的真实内幕。     

毛泽东与延安"抢救运动"

1941年以后，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革命政策，派出特务到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同时，日本侵略者已快要走向穷途末路，为了作垂死挣扎，也派遣奸细打入我陕甘宁边区。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延安整风后期，陕甘宁边区开始了审干运动。在当时掌握保卫工作大权的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的“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把以反特为目的的审干工作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片面夸大敌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毛泽东在整个运动中，不断发出反对“逼、供、信”的指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思想路线

20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理论讨论席卷中华大地。这场讨论的内容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和指示?这场讨论表面上看起来要解决的是一个理论是非问题,而实际上则是两种世界观、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指导方针之间的大论战。这场讨论的结果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无怪乎它一经开展,就吸引了党内外、社会各界众多人士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六十年前,正值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实际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论战,是继“问题与主义”论战之后,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开始的关于中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论争。     

胡耀邦为习仲勋平反

习仲勋的三次致信 1962年8月，康生借小说《刘志丹》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文革”前后，习仲勋遭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始末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红学”研究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争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中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最为独特:领袖人物介入,几乎举国文人参战,批评对象更换,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和领导下,这场学术论战彻底改变了性质,批判的锋芒也随即指向了统治中国学术界30年的“胡适”思想,演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纳入政治轨道的大批判运动,对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因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这场风波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成因仍值得反思。两个“小…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学术话语权的博弈

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主义"林立,在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学等各种社会思潮基础上,形成了代表不同政治主张的组织和政党。由于"主义"具备学术和政治的双重属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及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民党,发生了多次政治与学术论战。政治论战与学术论战在当时是同体共存、互相制约的,政治诉求融于学术研究之中,两者不存在明确的定义界限。     

杨献珍与哲学大论战

论战的源起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是上世纪中 国哲学界三次大论战中一次极其重要的论战。本文试 就杨献珍在这一场论战中的立场、观点和与他对立一 方的立场、观点作一介绍。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究竟是 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根据论战双方见诸于报刊发表 的文章和有关史料的记载,这场论战的源起为:     

杨献珍、艾恆武、林青山关于“合二而一”的主要论点

最近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讨论是由杨献珍同志提出的论点和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所写的文章引起的。现在根据报刊上的材料把他们的论点摘载在下面: 杨献珍的论点“对立物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中国语言中把物叫做‘东西’,说明物本身就包含着     

海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始末

1978年,全国上下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这场大讨论,彻底砸碎了"四人帮"带给人们的精神枷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政治樊篱,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但在当时,由于领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