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政策合法化与政策法律化

政策合法化是政策的价值认可，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向法律转化，即政策立法。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合法化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形式，两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弄清政策合法化与政策法律化之间的关系，是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进行政策科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论司法政策及其法治使命

司法政策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司法政策的探究，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司法政策可两分为“法定司法政策”和“依法定司法政策”,两类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效力虽皆不同，但都不影响司法政策对当下目的的关注和追求。我国的政策及司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作为法律要素而存在，相对法律，其具有明显独立性。就司法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多元、法律根据欠缺，因此，在法律上完善司法政策，是保障其在法律原则、规则前提下，实现“具体法治”“效率法治”“实质法治”使命的必由之路。     

国际贸易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回顾历史，审视现实，人们常常发现，在世界占主流地位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是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之间摇摆，而这种摇摆又常常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具有同步性的特征：当世界经济形势发展良好时，在世界占主流地位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是趋向于自由贸易政策：当世界经济形势恶化时，在世界占主流地位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是趋向于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种巧合，其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周期性，世界市场的形势变化随之具有周期性，以争夺世界市场为己任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必然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     

加入WTO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

入世以后，中国原本存在的政策制定系统方面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在政策对象、政策风险、政策成本、政策制定系统的设置、政策制定系统人员的素质和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明确问题的所在，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加大投入，改良政策制定人员的素质，优化政策制定机构的设置，提高政策制定系统的整体能力。同时，也要下大力气去优化政策大环境。     

刑事政策执行方式研究——兼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中国刑事政策源远流长，因时因地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刑事政策，而各个刑事政策的执行方式也大相径庭，而其直接后果则是刑事政策执行的失败与成功。学界历来不缺对刑事政策本身的研究，但对刑事政策的执行方式却鲜有论述，本文分析了现存刑事政策执行方式的不足，提出了刑事政策执行在理论上存在的三种可能方式，并认为综合式执行方式是中国目前刑事政策执行方式的首选。     

政府规制的政策目标与政策选择

本文分析了政府规制的两种政策目标观—目标的公共利益取向和部门利益取向，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政府规制作为公共政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政策目标应该而且能够体现公共利益。同时本文还指出，在公共利益这一政策目标指导下，政策工具或方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选择，包括对政策效率、效益和政策环境的分析。     

社区矫正的刑事政策问题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研究我国社区矫正——“社区行刑”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了。结合我国社会转型及中西刑罚差异的基本现实，社区矫正的一般刑事政策应是“同步渐进、分而治之”的八字方针。其具体刑事政策包括刑事法律政策、刑事经济政策、刑事管理政策、刑事文化政策四个方面。     

地方问政策转移失灵的审视与反思

政策转移作为一种政府在面临多重压力和要求下进行政策制定和创新的理性选择，在我国也成为了地方政策变迁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中政策转移失灵的现象亦普遍存在，其原因可以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简

不能正确认识犯罪原因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犯罪预防。犯罪心理研究揭示：少数具有重复犯罪倾向的犯罪人制造了多数的刑事案件，对于这部分人，刑事政策不仅具有处罚功能，还可以使用其隔离功能；相反，对于源于一种危险心结而犯罪的人，刑事政策并不具预防的优势，其犯罪预防重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即教育、救济与调解。     

我国农村教育政策30年的演进与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农村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变革相联系。30年农村教育政策的演进与变迁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有其自身的演进路向和变迁途径。1978—1984年，农村教育的政策重心是：恢复教学秩序，普及小学教育，改善教育结构的单一化和发展农民教育；1985--2002年，农村教育以改革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加强改革农村教育结构为重要政策指向；2003年以来，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中，农村教育政策有着新的调整与变革。30年农村教育发展的实践，既彰显着教育政策的积极功能与成效，也留下了值得反思的政策问题。     

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弊端分析与建议

随着相关政策文件的发布，我国在高等教育阶段逐步建立其“奖、贷、助、补、免、减”等多种形式并存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本文从高校学生资助现状出发，分析目前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反对特权要把准政策界定

反对和铲除特权思想与特权现象，必须厘清政策边界，划清哪些是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应该享有的职权待遇，哪些是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外的特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中国宏观审慎政策该出手了

随着宏观审慎监管被上升到国家政策体系的层面，开始需要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配合，而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在很多国家是由不同机构承担，为了避免部门之间的纠葛，宏观审慎管理应运而生。     

竞争政策：经验与文本的交织进化

竞争政策是国家制订、贯彻经济政策和反垄断法实施中面临的一个基础命题。在竞争政策系统中，总是存在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这一方面要求政策执掌者勤勉、忠信、合理地善用自己的专业判断能力和权力，另一方面要求将其权力纳入可问责的法治轨道中去。竞争法的文本交织于竞争政策的动态经验，不仅构成政府调控、监管经济的实践理性，而且反映出我国国家战略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政策是为抗制犯罪而出现的，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以行刑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解读与诠释，有助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行刑体制。     

监狱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影响监狱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监狱政策本身是否合理；监狱政策资源是否充裕；监狱政策对象的态度；监狱政策执行机构的效能；社会环境的制约。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推行，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是一个重要条件。政策的执行需要借助财物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权威资源。政策能否落实，不是政策制定者一厢情愿的事，还要取决于接受者的态度。政策的高效运行还要依靠完善的组织机构和高素质的执行人员。社会大环境从许多方面制约监狱政策的执行。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监狱为论述主体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自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确认下来以后，司法系统就此政策召开了讨论大会，并要求在司法系统实施宽严相济政策，特别是监狱系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关，对罪犯进行直接管理，对罪犯的改造影响最大。本文就从宽严相济的含义着手，结合监狱的实际来论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香港住房政策：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悖论

香港政府经常用“积极不干预主义”为其公共政策进行辩护，它表明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仅扮演提供基本法律和制度的角色，其他事务都交由市场处理。然而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呈现出一幅迥异的图景。香港政府对卫生、教育和住房领域宏观层次的干预比许多西方国家更为突出。论文选取香港住房政策为例，试图阐释在香港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干预住房领域的实质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论文认为，处于全球化时代的香港应选择创新的、更加中立的住房政策；其政府应扩大住房政策的社会政策基础，将其作为新的发展战略。此外，检视香港住房问题既可以为理解住房与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提供新视角，也有助于在东亚背景下更完整地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质。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批判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积极倡导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成因，它是对过度的矫正刑运动的反思与调整，重刑主义是其重心和实质，在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错乱。两极化刑事政策并非多数国家普遍奉行的刑事政策，即使在美国也不是一项长久持续的刑事政策。两极化刑事政策既不符合我国刑事法治的现实需要，也与我国目前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我国不宜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政策变迁的理论与实践浅析

政策变迁通过对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等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调整,使政策合理化。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可以说,政策变迁贯穿于每个政策过程;并且政策变迁本身就是政策过程的一个子循环。所以,政策变迁是对现行政策进行的变革活动。可能引起政策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策主体主观认识的变化、政策自身缺陷的显现等。针对中国政策实践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实际,既要加强对政策变迁问题的探讨,又要为合理的、必须的政策变迁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