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知情权刍议

股东知情权制度的研究是当前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研究中的新领域。股东知情权的出现及发展是建立在现代公司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股东知情权应当是指股东所享有并在法定许可范围内依法定方式积极行使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一项拥有自益权、公益权、工具性、单独性的股东权。股东知情权具有基础性、独立性、义务相对性、限制性等特点，股东知情权产生的法理基础源于股东的所有者身份、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     

我国管理者收购的应用意义及存在问题研究

管理者收购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它将经营者与所有者身份合一,对于理顺产权关系、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以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在具体实施管理者收购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也是深化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在需要.     

国家元首的元首权与行政权

国家元首有虚权和实权之分,实权元首又有单一身份元首和双重身份元首之分,实权元首的职权可分为作为元首的职权和政府首脑的职权。国家元首行使的有国家权力,也有国家权利;国家是国家权利的所有者,元首是国家权利的使用者;元首行使的国家权利不等于元首权利。当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集于一身时,其元首权与行政权仍是两种权力：元首权主要是对外行使的（对国家间事务和关系的处理）,行政权主要是对内行使的（政府与公民或法人等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元首权主要是程序性的虚权,行政权主要表现为实权;当二者混合时（这是常态）,元首权通常表现出对外性、程序性、虚权性,行政权通常表现为对内性、实体性、实权性,具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企业的产权契约型治理及其理论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1.“股东”逻辑:一个简要的批判现代主流的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要素所有者基于自愿交易关系形成的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詹森和麦克林1976),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周其仁1996)。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上,由于资本具有较强的风险抵押功能(阿尔钦和德姆赛茨1972)、鲜明的资产专用性(哈特和格罗斯曼1986;威廉姆森1975,1980)、有效反映当事人经营能力的信号显示功能(张维迎1995),因此,由企业的出资者而不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独享企业所有权(即所谓“资本”逻辑)是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精神,是一种最…     

试析行政诉讼中被告行使职权的限制

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进行审理和解决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其地位与诉前相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是以管理者和支配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与原告诉讼地位完全平等的一方当事人出现在     

组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法律思考

一、国家授权投资机构产生的必然性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投资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据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点和关键是明确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主体,即明确国有企业的国家股权由谁行使。彻底改变过去的那种国有资产在理论上出资者明确,实际上出资者含糊的状况,做到产权明晰,以确保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从全民所有制的法律性质来说,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无数个人组成的“人民”无法直接行使国有资产产权,只能由国家在名义上代表人民行使财产所有权,国家通过立法授权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和投资主体。政府面对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不可能直接委派数以万计的人担任出资人代表或董事,为此在法律上必须为企业创设一个国有资产的拟制主体,即人为创设的不同于政府这一出资人的代表并且行使所有权的投资主体,由此便产生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     

契约、身份与劳动关系变迁——国企改制以来的国家与工人阶级

国有企业改制以来的劳动关系通常被表述为行政化向契约化的转变。本文的讨论则以身份和契约作为核心变量，以二者自身内涵的变化以及在国企改制前后结合形式的差异为主线。典型单位体制下，劳动关系的行政化不过是国家与工人阶级社会契约的外在形式，它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单位身份。国企改制是将劳动关系商品化的过程，而劳动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是因为契约关系发生了变化。它分为两部分：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契约表现为调控性的政策和法律；工人和企业的契约表现为市场劳动合同。而工人的单位身份则转化为公民身份，它是现代契约的基础。这一身份的转换表明我国开始以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构建社会。     

资本多数决修正的新路径

尽管资本多数决作为一项议事规则在公司的运转过程中起到基石作用,但在公司实务中,由于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存在内在的冲突,所以导致控制股东“恃强凌弱”或中小股东“以小讹大”的现象,不利于公司的长期运转和发展.其研究方法是剖析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法理基础和规范适用出现的情况,进而得出两个解决此问题的研究结论:一是培植股权文化的内生力;二是强化控制股东的受信义务,以此构造相对公平的理论制度和利用两者的平衡点对控制股东进行约束,进而实现最大可能的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权利之间的平衡.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全民性及实现机制

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全民是国有自然资源的最终所有者,然而,在实践中,作为国有自然资源真正所有者的"全民"却在国家所有权行使中缺位或虚置,其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中难以得到有效体现和保障。因此,要健全和落实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首先必须充分理解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全民性及其意义,保障全民真正成为享有和行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彻底解决国家所有权主体虚置所产出的问题,实现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宪法价值和目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职能总体配置的目标模式探究

<正> 政府职能总体配置的目标模式,是指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的组合状况.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政府总体职能配置,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经济职能、社会职能、政治职能.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目标模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国家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管理和经营全民资产,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和壮大.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第二,经济运行过程中,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对经济保持一定的主导地位,     

浅议对国家权力的控制

国家权力本质上是由社会民众所拥有和赋予的，是社会民众利益的保护者。但国家权力又是由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行使和管理的，这种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直接导致了国家权力诱惑性、支配性、侵犯性和扩张性等负面属性，凡此种种决定了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的机制包括权利制约机制、权力制约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从微观经济学看国有股一股独大——论国有股股东“专横”

国家的双重身份是产生国有股股东"专横"的重要原因.国家同时作为微观经济主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和作为行政权力主体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进一步说明传统国有企业并不是发展经济的最优化选择.只有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各投资主体相互间的监督制约局面,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国有股股东"专横".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应予关注的两个问题

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新生的社会系统,呈现为一个各种利益并存、各方独立性与个性共生的多元化差异领域,并与现代政府、现代企业共同构成新的社会结构整体。关于公民社会的哲学研究应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它的合理性和运行机制、它与国家的关系;二是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公民社会的组成原则和它的文化特征。社会资本的提出,使传统的资本概念在解释新的社会现象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社会资本概念由于其抽象性和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有可能被提升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哲学基本概念。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制度分析话语,在这一语境下,不仅可以讨论法制建设、政府改革、机构调整等正式制度改革问题,而且可以讨论习俗、规范、价值观、信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问题。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开拓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三大学科交叉互动、联袂整合的新思路。     

政府与市场:两个定理之争--兼论经济转轨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迄今为止争论两个世纪的热点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目前,这一争论已导向微观经济领域.两个定理之争反映了这一趋势.基于此,有必要对两个定理之争进行评价与总结,这对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来讲有理论启发意义.     

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权力是指一国的统治权,即一国的统治者统治一切事物,征服所有妨碍“自我扩张”的东西的意志.它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正常运行的工具.权力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的所有权和行使权必须分开,国家权力在法律上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的行使则由公民通过选举行为委托给他们选出的国家机关.作为国家权力行使者即领导人及其公职人员,他们是执行权力的少数代表者,他们拥有的权力是人民赋予和委托的.大至国家主席,小至县、乡长,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应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但事实上,国家权力的行使.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权力的行使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制约.往往使公共权力与私利产生矛盾,从而导致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失衡.一个国家无论民主与法制怎样完善,社会怎样变革,都不等于人们的观念变革就随之跟上.社会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的完善受国民综合素质的制约.但如果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执掌权力的人民主意识不强,不能正确对待利益得失,不能正确行使公共权力.就会出现以权谋私,滥用权力,导致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对一国政治经济影响十分巨大.首先,造成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活动不满,     

中国企业应加快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董事制度有利于公司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制衡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而在国有股权相对集中的企业中则应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以保护股东 ,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     

无形资本扩张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不同于以往的两次经济全球化 ,在这次浪潮中无形资本成为资本扩张的主导力量。无形资本具有垄断性 ,可以为所有者带来垄断利润 ,追求利润的动力驱使着资本所有者突破国家地域的限制 ,把无形资本作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垄断利润的最佳手段。无形资本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 ,它的扩张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发展中国家要想抵御发达国家无形资本的扩张 ,就必须培育和壮大民族无形资本 ,使其成为抵御发达国家无形资本扩张的主要力量。     

试析股东身份的确认

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对于股东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决定股东身份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意味着投资人对公司承担了股东的责任,应当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     

论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

公司法上的出资义务是发起人、认股人以及股东依法向公司履行的一项给付义务。违反该项义务,应当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但其股东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制约。股东权限制理论是从违反出资义务股东的角度作出的制度安排,但这一理论安排没有考虑到具体的违反出资行为对公司及守约股东的损害程度,而且不能明确何种权利应当受到限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事实上,赋予公司和守约股东抗辩权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守约股东的利益。在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形下,股东转让股权的,无论受让人善意与否,均应当连带承担出资补足责任。在股东拒不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可以启动失权程序,终局性地解除违约股东的股东资格,以达到维护公司稳定、保护公司资本真实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