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成因探析

甘肃多民族地区纠纷类型及解决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州的具有民族特色纠纷解决机制最为典型。民族、宗教、人文、地理、经济等因素是形成现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直接原因。大小传统的博弈、制度供给、大众需求等是形成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及民族地区自生自发解纷机制现状及成因的探析,力求洞察不同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所引发的问题,为构建出科学、合理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种路径。     

民族地区习惯法中的刑事和解机制

从民族地区习惯法的适用角度,刑事纠纷处理的和解机制促进了民族地区纠纷的快速解决和社会关系的修复;从建立统一的国家刑事法律制度的当代视角出发,我们应该审慎看待和评价这种具有特殊地域和时代特征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仅只是维系和固化现有的民族地区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而是应该努力去发现现行国家刑事法律与民族地区刑事和解机制的有效互动机理,构建与新时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新的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制度。     

关于湘西民族地区农村纠纷的调查与思考

湘西地区是各民族融合居住的地区。这里农村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趋势。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原因、现实原因、观念原因、利益原因等。和谐解决湘西民族地区农村纠纷,需要我们重视本土资源,推进国家法与民间习俗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纠纷的传统解决模式与现代解决方式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凉山彝族地区民族特色社区矫正模式的构建

在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矫正的运作模式目前仍处于推广、完善的初级阶段。凉山彝族地区是我国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内部自发形成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如德古纠纷解决机制、家支权威制度等,这些习惯法成为调整民族内部关系必不可少的规则。因此在推行社区矫正过程中应该不断完善和健全"德古"调解机制,结合彝族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用多元机制推行社区矫正的运作。     

民族地区山林权纠纷治理的法治进路——基于广西N县的实证分析

随着山林地及林产品的大幅升值,民族地区群众因争夺山林地爆发冲突的情况不断增多。通过对广西N县山林纠纷的考察,山林权纠纷产生有着历史、宗族、经济方面的原因,且在纠纷治理上存在着调处队伍建设滞后、司法解决不被群众认可、存在外部干预及群众法律意识不强等问题。作为治理方案,应加快构建山林纠纷长效调处工作机制、加大调处力度,重视民族习惯法运用,加大法制宣传力度等多种方式,将民族地区山林纠纷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构筑法治化的纠纷治理解决机制。     

从合意到强制:清至民国清水江纠纷文书研究

在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下游的黔东南苗侗等村寨,存在多种形式的纠纷解决文书,以应对当地基于不同主观过错或社会危害程度的各类纠纷。大量纠纷文书的存在既与本地民族特色有关,也与当地官方的制度安排关系密切。由清白字到诉讼相关文书,当事人的自由意志逐渐受到约束,直至由准权威的头人或具有完全权威的官方以单方面意志作出裁决,强制解决纠纷。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官府与国法成为最后一道潜在压力,在纠纷双方重复博弈的过程中,是促成纠纷于民间解决的重要机制。清水江纠纷文书是在"契约文书东来"过程中,汉文化与苗侗民族文化冲击与反应的产物。这些纠纷文书既有汉文化的特色,亦有本土民族特征。各类纠纷文书反映苗侗村寨内部演生的纠纷解决机制有着顽强生命力,与诉讼共同构成当地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     

中西纠纷解决机理的初步比较

中西方在纠纷解决上存在着不同的机理,主要表现在纠纷解决观念、纠纷解决价值、纠纷解决的社会力量强度、不同民族性格影响纠纷解决的方式,通过对两者不同纠纷解决机理形成原因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西方不同的纠纷解决机理。     

律师的法律人角色在民族地区实现的障碍

建国以来，作为法治化进程重要推动力量的中国律师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律师的研究忽视了其角色功能在民族地区的实现问题。为此，本文从律师的法律人角色入手，从民族地区法律多元的现实、社会控制方式、纠纷解决等方面具体分析探讨了这一角色实现可能遭遇的障碍，以期对中国律师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功能思考

村规民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解决土地纠纷、催生文明乡风和促进乡村民主自治等功能。通过对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仍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实施方式不规范、缺乏村民广泛参与等问题,制约着村规民约价值功能的有效发挥。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统领,打造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村规民约,吸引治村能人,融入时代新风,发动民众参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推进乡村社会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尊重民族习惯法 构建国家法与侗族婚姻习惯法适用良好互动的思考——来自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乡和林溪乡的调查报告

解决好侗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有必要了解在司法实践中对侗族婚姻习惯法的宽容和合理利用,以此改善民族地区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及社会效果,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亲合力。本文结合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和林溪两个乡镇的实地调查,就实现国家法和侗族婚姻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良性互动作了探讨,以期为促进侗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论转型时期民间纠纷的特点及解决机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间纠纷会呈现出一些转型特点.如何来解决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民间纠纷,是当前从事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当前,民间纠纷呈现出的特点有土地和房屋纠纷数量比例大、纠纷所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以及民族性矛盾不够明显等.适用于这些纠纷解决的机制则包括和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等.其中,调解在民间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改进和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可采取这样几项措施,即形成一种多元平衡的纠纷解决机制结构、赋予法官更大的司法能动权,以及合理配置基层司法资源并鼓励各类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承担更多的民间纠纷解决功能等.     

略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地理环境影响,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国家法的调控无法触及这些地区的每个角落,但几千年来,这些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却有条不紊,凭借的正是其自身的风俗习惯即习惯法规范的调控。在当代中国,尤其在广大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这种民间社会的习惯法规范在维护一地的社会秩序稳定及纠纷解决中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处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法的规定,在不违背国家法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做出适当的变通,以求纠纷的合理解决;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小的民事纠纷案件,则可以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加以调解,力求在国家法与民间社会习惯法规范之间达到和谐与平衡。     

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分析：案件社会学引论

纠纷解决研究中具有多种视角。其中,社会结构视角是考察在纠纷解决的全部过程中,纠纷的社会结构即纠纷当事人的社会距离、关系距离、社会特征等因素所发生的各种影响。在中国的语境中,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分析——案件社会学——将考察在纠纷的发生、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等现象中,社会结构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和谐社会视野下藏族习惯法化解纠纷作用的实证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某村的个案为例

于藏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藏民族心理上对习惯法的认同以及历史文化方面的影响,藏族习惯法依然在藏族地区鲜活存在,尤其对解决当地民间纠纷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认为能发挥这种作用的途径在于确立藏族习惯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     

民族法学研究新境界——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评述及展望

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主题在2005年以前的中国法学界来说几乎是无意识的.2005年后,应化解社会矛盾问策的现实所需,部分学者才陆续将目光投向这个领域.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不仅为当下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秩序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而且有助于提升民族法学研究的现实价值.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展示...     

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之路径——基于法律规避现象的展开

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民族地区存在一种"法律规避"的现象。法律规避的实质是对国家正式法律的回避。这表明,作为一种正式制度规则,尽管国家制定法已经推进到民族地区,但是,作为非正式制度规则的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依然有着重要影响,事实上发挥着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这样一来,民族地区实际存在着一种二元的法律秩序格局:以国家制定法为代表形成的正式法律秩序和以民族习惯法为代表形成的非正式法律秩序。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这两种制度规则如果不能形成合力,民族习惯法就会对国家制定法造成冲击,这对我国法治建设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探索两种制度规则之间的合作路径,使这两种制度形成合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法治秩序,才能推进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进程。     

纠纷解决:合村型社区建设的一种进路

合村型社区普遍存在共同体功能缺失、居民之间貌合神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进路是复合性的,其中当有纠纷解决的一席之地。作为扩大的熟人社会,合村型社区可以充分利用传统熟人社会自治、合作式的解纷机制,因地制宜培育各种自治性解纷组织,明晰纠纷的类型和特点,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宣示社区规则、修复社区关系、树立共同体意识。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是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民族地区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基础教育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我们要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对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本文从人力资本理论、社会功能的角度论述了基础教育对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推动作用,只有真正重视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才能克服民族地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同时更好的利用当地的各种优势资源。     

普米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探微

普米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习惯法在普米族乡土社会纠纷的解决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如何协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是我国法治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如何建立一个以诉讼为核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相互支持、共同作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司法制度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价值在于，有利于法院功能的补充和释放、有利于法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当事人最符合效益地解决纠纷并能维持社会关系的长期持续。但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是由法治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的，这些情况包括我国古代法律传统影响下的民众心理及文化价值观、我国当前城市现代化和农村乡土化并存的社会发展现实、以及当今国际上ADR的迅猛发展格局，可以说，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在综合古今中外多种因素的动态系统中构建社会事实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