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武装斗争“认识不足”辨析

长期以来,学界将大革命时期中共没有创建人民军队、领导独立革命武蓉归因于对武装斗争问题“认识不足”.其实,创建革命军队、领导革命武装除需要一定主观认识外,还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认识不足”论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视了客观因素对创建革命武装的影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试论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探索

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关注、思考武装斗争的重要时期.中共在理论上提出、思考和初步回答了党如何开展并领导武装斗争、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政治教育和改造提高武装力量等重大问题,在实践中探索了如何组织群众、如何领导群众等问题.这些理论和探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前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与实践

大革命前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中共在成立伊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工人上,认为应该先有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主张"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随着形势的发展,武装斗争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建立军队、从事军事活动也愈发地迫切起来,中共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周恩来等认识到武装力量很重要,但没有突出武装力量的阶级性质。在国民党突然叛变革命时,中共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尤其是独立掌握的武装斗争对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共真正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付诸实践。八七会议更进一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武装起义如星火燎原一般,在湘、鄂、赣、粤、陕、甘、豫等地次第展开。从此,中共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对工人运动的认识

在传统的教科书里，陈独秀被批评为“右倾投降主义”，其原罪之一就是对工人阶级的轻视和对工人运动的不重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这已经为新时期学术界所论证。不过，陈独秀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认识显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复杂的背景内容，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大革命失败前的“二七”纪念北大核心CSSCI

二七惨案发生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惨案发生后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先后发表一系列纪念二七惨案的文章。文章剖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镇压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充分肯定了"二七"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价值,总结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验教训,并号召继承"二七"先烈的革命精神。这对推动当时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现今,在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背景下,重温这些重要著述,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李汉俊“抨击”中国共产党之辨析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并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作深入细致的分析。邓初民、董必武、李伯刚等人的回忆及相关史料表明,大革命失败后李汉俊抨击共产党的言论是伪装的,但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却是真实的。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会议”主张的发展演变

国民会议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结合时局的变化,多次重申国民会议主张,并对国民会议的地位、职责、阶级构成、领导力量、组织形式、实现途径和实现步骤等进行了全面具体的阐述,使国民会议主张的基本内涵不断发展演变.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东北部队武器来源考北大核心CSSCI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包括较大数量的苏援武器,主要是苏军打败日本关东军后转交给中共军队的缴获武器;也包括中共从战场缴获和收缴的日伪军武器、搜集被日军遗弃或藏匿的武器以及来自其他战区和自行制造的大量武器。东北部队武器装备的来源是多样化的,从最初大量来源于苏军援助,到逐渐转为以自筹武器为主,是靠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解决的。中共打赢战争,根本上还是要靠人的因素,武器装备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说解放战争都是靠苏联武器援助才打赢的,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浅析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兼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伟大而曲折的过程,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探索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给当时的党和革命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对其"二次革命论"理论进行解读,这对于后来在中国更好的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践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内涵的辨析北大核心

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这一概念的内涵,学术界迄今未达成统一的共识。通过对学术界不同观点的辨析,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基于一定的教育目的,为了优化教育效果,选择或创设并能够为受教育者所感知把握的具体的、微观的教育环境。     

大革命前后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邵飘萍是不是中共"秘密党员" 首先,应该澄清或者区分一下什么是"特别党员"、"秘密党员"和"地下党员".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码头工人的认识及启蒙宣导

中国共产党对码头工人在中国革命中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为了将码头工人吸引到革命事业中来,共产党采取了办夜校、传单、讲演和解决工人实际困难等一些具体务实而又有效的宣导方法。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码头的认识及启蒙宣导

中国共产党对码头工人在中国革命中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为了将码头工人吸引到革命事业中来。共产党采取了办夜校、传单、讲演和解决工人实际困难等一些具体务实而又有效的宣导方法。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码头工人的认识及启蒙宣导

中国共产党对码头工人在中国革命中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为了将码头工人吸引到革命事业中来,共产党采取了办夜校、传单、讲演和解决工人实际困难等一些具体务实而又有效的宣导方法.     

大革命时期“澎湃的春涛”

正在风雷激荡的大革命时期,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先导者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的彭湃,有一位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挚友,名叫李春涛。他们两人同是广东岭东人,同赴东瀛留学,同科同班同室,回国后又共同投身于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工农运动,在大浪淘沙的激流中相互支持并肩前行。当时人们合称他们是"澎(彭)湃的春涛"。东瀛同窗"赤心"结彭湃,广东海丰人,生于1896年10月;李春涛,广东潮州人,生于1897年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工农通讯员制度的生成与运作北大核心CSSCI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基础上,开展了党报工农通讯员运动。工农通讯作为党和群众联络沟通的重要渠道,发挥了上传下达、下情上送的重要功能。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和任务的转变,工农通讯的功能边界逐渐扩大,成为群众监督政权的一种方式。作为一项群众运动,工农通讯员运动既有其历史作用,也有其负面影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以革命戏剧为考察对象北大核心CSSCI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普及,抓住戏剧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和教化方式,通过对其内容、形式的改造,将其逐渐发展为蕴含着革命话语的革命戏剧,在提高农民素质、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构建了以"民族""人民""阶级""劳动"等为关键词的话语体系,并运用革命戏剧的形式进行有效的传播。传统戏剧的改造与革命话语的输出统一于革命戏剧,革命话语通过仪式化运作、生活化叙事、情感化表达、英雄化导向的方式嵌入革命戏剧,让民众真正认可并实践革命话语,有效地推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和传播。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探析北大核心CSSCI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多方面历史影响。该文拟多维度探究和分析这些重要影响,其主要表现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语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文本基础和丰富思想资源;有力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理性研究和运用;为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奠定坚实理论基础;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普及,提高了广大民众政治觉悟与革命意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养料和丰富素材。     

“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北大核心CSSCI

"文革"的严重失误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而丰富的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群众路线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非问题上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修正"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左与"左"及右的界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要把握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外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列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文革"时期的经验教训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意义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许多重大原则的规定,迄今人们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从中国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来揭示党在这一历史阶段为扭转困难局面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与不足,可以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提供某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