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创新思考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需要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均纳入制度体系当中,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均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构成,同时,切实强化制度实施机制。制度创新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提高制度创新的科学性、协调性。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突破重要领域的诸多制度性障碍,把科学发展的思想、理念、思路,以各项刚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为载体强化贯彻于各项工作中,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实践,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非正式制度在促进绩效提高的同时,也干扰和降低了改革的效果。改革在总体上选择渐进式战略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可以采取"激进式"的策略,实现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     

非正式制度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研究

在中国现阶段,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转轨过程的巨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全面的和谐社会观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家里,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无疑会和人为设计或引进的正式制度有矛盾和冲击。我们有必要检讨在中国的本土资源当中,有哪些是适应现代化内在要求或者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的,有哪些是需要重新评价的。     

廉政制度建构中廉政文化培育的传统阻碍与现实路径

从新制度经济学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区分来看,培育廉政文化是中国廉政制度建构及其运行的灵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伴生的"官本位"盛行,"以善抑恶"的崇善制度伦理,对贪腐的"恨妒"心态,"潜规则"陋习泛滥,形成了廉政文化培育的阻碍。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创新性地推进廉政文化培育。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干部选拔制度为突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破除官本位的阻碍作用;要大力培育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融人文精神于一体的当代科学精神,推动人伦型文化向科学理性文化的转型;要重塑国家廉洁价值观,奠定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发展的文化基础;要将高质量的制度建构及其良性运行作为重点,提高廉政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非正式约束与中国企业家培育

在制度变迁中 ,如果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相容能使正式约束得到更有效的实施。要建设适合企业家成长的非正式约束环境 ,就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传统习惯与价值观念中某些不合理部分对企业家成长会产生消极影响 ,政府应以制度供给引导与企业家成长相关的非正式约束变迁方向 ,以期改善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农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分析——对砚山县鲁都克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不断解构和重塑着农村社会,对于至今仍然拥有68万多个村庄的农村社会来说,伴随着农村社会的重大转型,以传统惯性表现出来的非正式制度不但没有快速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作为一种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约束力量对农村治理产生较大影响.重视民间治理资源,实现农村社会非正式制度和国家正式制度的双向互动,为农村善治提供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是国家农村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试论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制度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法律环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法律环境可区分为硬法律环境与软法律环境,即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它们对经济发展均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确定产权,确定经济交易规则,构建经济组织体系,降低交易成本;通过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促进社会和谐,进而促进经济活动的进行.所以,在目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时期,必须注意同时做好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     

论构建制约行政腐败的制度路径

通过对正式制度的委托—代理分析和非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分析可以发现,仅靠正式制度难以制约行政腐败现象,必须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合才能有效地遏制行政腐败。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现层面来看 ,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 ,注重技术、贸易程序 ,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 ,无法形成超强干预 ,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 ,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 ,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 ,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 ,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 ,协同演进 ,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我国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我国的公务员录用制度是从中到西、由古至今的特殊传承结果,这就导致了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三方面的冲突:传承的冲突、认知的冲突和实践的冲突.这些冲突集中体现为"德才兼备"、"官本位"等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模仿的影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实现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和继承性融合.     

非正式治理者何以可为：政策动员中的非正式制度运作透视——以S省J社区拆迁动员环节为例

国家入场乡村,乡村融入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一些特殊治理情境中,规整的正式治理力量仍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把控,正式权威与治理资源在乡村事务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困境。研究以拆迁改造中的政策动员为例,发现不论是正式权力行政主导,亦或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都难以真正激发认同,而那些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却能够凭借其身份优势与更具包容性、互动性的非正式制度得到农民认同,促成政策变现。在乡村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正式治理力量在特殊治理情境中仍可能陷入暂时性“失能”的境遇,良好的乡村秩序仍离不开乡村内部力量来满足乡村治理的部分需要,并在正式治理力量“失能”状态下发挥治理作用。     

社会管理创新:非正式制度视角思考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目前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国家政策、法治等正式制度层面上,而对社会力量及其非正式制度约束则轻描淡写。制度学派建构的由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路径,对于目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非正式制度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依次呈现出新生与依附、阵痛与抗争、蓄势与回应的运行特征。如何实现制度的配合与协同,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这是和谐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一个全新命题,是社会管理创新中须着力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制度研究述评——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不同领域的学者都给予"制度"问题高度的关注。新制度主义对制度进行拓展性研究,认为制度不仅包含由政府、国家、统治者有意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政策法规的正式制度外,还包含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交往中形成的、内生的非正式制度。于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就成为了分析制度的两个重要视角,不仅对农村治理中的制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的制度研究面临一些问题。     

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因素与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现实表明,多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成效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由复合了制度环境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决定的。借助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互形成的制度环境类型学知识,对来自湖南、贵州和重庆三地的多个案例比较分析表明,在由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所形成的冲突制度环境中,非正式制度会通过作用参与者实施非预期行为,增加正式制度执行成本,进而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成效降低。而在一致的制度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因素会通过耦合效应,推动政策实施并促进绩效增长。     

中国公务员录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我国的公务员录用制度是从中到西、由古至今的特殊传承结果,导致了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传承、认知和实践三个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集中体现为"德才兼备"、"官本位"等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模仿的影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实现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和继承性融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职位分析的科学化与动态化:"专才"基础上的"通才"选拔;减少录用过程对道德的过度关注:加强防弊规则的完善。     

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研究——以公安微博为例

以公安微博为例,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的机制。基于中国制度变迁、非正式政治、政府行为等理论文献以及对于X省Y市案例研究,提出一个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机理的初步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指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和领导中心的决策机制这一情境下,地方政府创新往往是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耦合的产物,而非正式政治在政府创新决策过程中往往起到支配性的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非正式政治在创新的接纳阶段起着核心作用,正式政治成为创新扩散阶段的关键推动力,在创新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通过非正式政治支持获取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政治的根深蒂固和正式政治的弱化则为创新的后续发展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尽管存在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以及政府内部的政治敏感资料难以全面获取等局限,该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黑箱",有助于促进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逻辑的理解。     

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

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的程度不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也呈现出历史上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中,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界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两者在乡村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理性的路径选择在于:对非正式制度进行适度的筛选,保留其"精华"部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精华"部分持相容的态度,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均衡,从而提升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能力。     

嫁接与融合:再论托克维尔的政治制度移植思想

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其政治制度移植的思想主要蕴涵在《论美国的民主》这部学术经典中。这一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实践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相结合的产物。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看来,托克维尔的政治制度移植思想凸显了移植而来的正式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两者需要持续的融合。这一思想对中国的启示在于在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重视政治制度移植的必要性与相容性,正视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农村房屋拆迁中非正式制度的应用及价值——以北京市X镇T村为例

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柔性治理结构,在政府治理活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北京市X镇T村房屋拆迁为范本研究发现,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更容易赢得农民的理解与配合,能够较好地发挥化解矛盾、推进工作实施的作用,这为研究农村房屋拆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