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治理与社会矛盾化解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施民主协商逐步成为中国基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民主协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协商民主对于实现利益整合、降低决策风险、培育社会自治和增进公共理性具有显著功效。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协商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决策阶段发挥着重要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各级党委政府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倡导、基层社会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发展的动力。     

农村民主治理方式探索——兼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

要想进一步促进农村民主治理的发展进步,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金字塔式的民主治理方式,遵循多中心治理方式,建立多层次、多中心、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制度,大力发展协商民主,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两种民主治理方式互补长短,相辅相成,贯穿于乡村民主治理的始终,促进乡村民主治理的有效性。     

论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价值

运用协商民主来化解基层治理中的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在理性对话之中实现利益均衡。建构从上到下的公共协商机制,协调各方利益者的价值偏好;改变社会大众被动式的政治参与,减少各利益群体因不同诉求而产生的偏见;建立平等、包容、公正、自由的沟通平台。     

协商民主理论指导下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

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理论,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对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应通过保障协商民主权利、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协商民主意识、增强利益表达能力、营造全社会协商民主的良好氛围等途径,来进一步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体制机制,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走向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转向与发展理路

国家治理是有效协商与现代民主共同合法性推进的产物,"协商"和"民主"的价值融合是理解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侧面,协商治理是一个亟待成长的新公共治理范式。协商议题是衔接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协商治理实现了程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过渡。公共精神贯穿于公共议题治理的全过程,对公共精神进行培养有助于强化协商治理价值理念中的公平和责任意识。因此,建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必须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确保"协商"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政治结构中的稳定性,以制度的科学制定与有效执行作为协商民主发展的保障。     

社会发展与人民政协功能的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民政协面临诸多挑战:民众政治参与愿望增强与政治协商制度渠道不足的矛盾突出,界别利益表达不足影响了协商政治作用的发挥,协调不同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能力亟待提升.拓展人民政协的功能,需要推进功能性的政治协商转向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开拓代言群体的界别范围,增强界别利益表达的能力,创新发挥协调关系作用的平台和路径.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国家治理视角下中西协商民主的双重超越

国家治理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有效性的重要依据。因此,从治理视角看,西方协商民主对于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治理超越。西方协商民主力图通过对民主理念的改造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帮助自由主义民主摆脱现实治理困境和合法性危机。然而西方协商民主终究走不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框架,使其许多理论上的美好愿景难以真正转化为实践上的治理效能。与西方协商民主不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民主实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有实践探索,革命胜利后又以协商的方式建国,而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政党协商到政治协商,再到社会协商,最后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西方协商民主又是一种治理超越,它在广泛参与、民主决策、多元共治、权力监督和主体培育等方面开辟了当代国家治理新境界。     

构建和谐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民主路径

协商民主的特点表明,协商民主是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我国按照协商民主的要求,建构和谐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宜夯实民主运行基础、突出利益主体地位和健全政治制度体系。     

社区协商与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伴随高速城市化,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对社区治理的诉求大量增长,社区协商则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大力推动下,城市社区协商得到了较大发展,但仍然存在认识、主体、资源、工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短板。加强城市社区治理,要充分利用党员下沉和资源下沉的契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促进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民主,协商的观念也随之产生。协商民主理论,其前提在于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其核心则在于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协商民主对民主本质的再思考激发了以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的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探索。本文以协商民主的基本涵义和协商民主的核心为基础,主要论述了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但愿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讲有所裨希。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使基层协商民主更好的运转起来——观念更新、利益兼容与治理绩效累积的三位一体

经过长期的演化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了地方治理中的常态,制度化的痕迹日渐明晰。然而,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存在着分化,差异在于制度化的程度,制度形成的规则是否成为了基层协商民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进一步理顺基层协商民主的内在联系,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拓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空间,需要回到基层协商民主成长的制度化路径,挖掘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中的某些要素。因此,有必要建构基于价值导向、政策执行与结果绩效相统一的基层协商民主三位一体模型机制,强调观念更新、利益兼容、治理绩效累积是协商民主有效推进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原因,使得基层协商民主更加有效地运转并朝着更加成熟定型的方向发展。     

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下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独特形式,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协商民主在中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核心价值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衔接不同协商形式,有效整合治理资源;二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解决集体行动难题;三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有效协调社会矛盾;四是扩大基层治理的有序政治参与,建立更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相应制度的改革进路应该着力于党建引领、技术赋能、制度规范和能力培养四个方面.     

社会治理中的民主参与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重新找回被选举荫蔽的其他政治过程,在选举之外更强调治理,将治理中的民主作为实质性民主的核心。社会治理的实质是民主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运作形式。具体而言,民主治理通过公共服务中的共同生产,推动了更加积极的公民身份的形成以及公民权的建构;在社会治理中,通过协商能够推动个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的理性沟通,导向共同决策的参与方式,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民主政治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是一个循环反复、自我完善、生生不息的过程,而广泛的、高质量的、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是民主再生产的“燃料”。     

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与战略联盟的发展

联盟是一种基于关系而形成的网络化组织,关系网络是联盟的基本特征,也是联盟中社会资本的形成基础。与非正式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不同,联盟关系是一种正式关系,联盟社会资本是一种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从联盟的形成和发展来看,联盟的出现是企业组织网络化发展的需要,联盟的发展是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凸显。企业经营模式从纵向一体化到战略联盟,反映了企业在资本经营方向上的巨大变化,即从传统的经济资本经营向社会资本经营的转变。     

流浪儿童关系网络的社会功能与构建路径

本文以流浪儿童的关系网络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关系网络对流浪儿童具有何种意义?第二,流浪儿童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对流浪儿童具有满足与提升流浪儿童的需求层次、帮助重返正常社会生活、传递就业信息等多种功能。但自身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短缺,缺乏血缘关系作为基础,决定了一些流浪儿童在模拟血缘关系基础上建构关系网络。此外,地缘关系、友缘关系、情感支持与操控——被操控关系也成为一些流浪儿童关系网络的构建基础。     

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治理变革

随着风险社会的生成与发展,建立在工业社会与福利国家基础上的公共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新需求。风险社会一方面消解了工业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公共治理的制度性空间。风险社会作为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其发展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合作性社会。随着风险社会中合作性社会因素的生成,传统的公共权力治理结构也需要实现向良善治理的转型。     

社会结构分化、关系网络闭合与农村政策扭曲——当前国家与农民关系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持续分化,新的利益主体不断增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形成。横架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多元利益主体经过长期的互动与博弈重新聚合,形成一种渐趋稳定的关系网络,由此衍生出一种能够扭曲农村政策并阻碍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区隔性力量。农村政策扭曲,不仅是政策执行主体变通执行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乡村社会自身的问题,而且是关系网络中政策相关方博弈、共谋、结盟与分利所带来的结构性难题。因此,要想切实实现农村政策的设计意图,就必须致力于打破阻碍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社会结构,重塑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