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如何协调好这两种治理机制,更好地发挥整体社会治理效果,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二者具有统一的社会目标——社会治理。但因二者在内在机制、价值取向、运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二者的协调陷入困境。协调两种治理机制,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要从合理调整基层政府管理职能,培育基层群众的自治观念和增强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三个方面入手加以协调。     

“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山东省R市C镇“3+10”制度的考察

党领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党领乡村治理机制，每一种党领乡村治理机制都是党组织基于不同时代发展要求对领导乡村治理具体实践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在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更加突出政治引领统合、价值观塑造与培育统合、治理网络支撑的这一新机制是新时代的“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即在党的领导下，在继承动员、吸纳、统领机制基础上，通过政治引领统合、价值引领统合、治理网络统合强化党组织对乡村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机制。“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将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轴，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构建了新型乡村社会有机团结机制，凝聚合力推动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老旧小区改造中协同治理的模式比较研究——基于对北京市3个治理案例的考察

社区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物理性设施老旧亟待改造更新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压力之下，对老旧小区改造中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以社团结构和行动秩序两个维度对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协同治理机制进行分解重构，阐释老旧小区改造中多元主体参与实践的协同机制和实际效果。实地研究发现：一是现阶段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相对滞后于物理性的工程改造；二是老旧小区改造中存在代理型、同构型和合作型三种型式并存的现象且三种模式在改造成效上存在差异；三是理想化的协同治理应是建立于参与力量之间实现互信共利的基础之上，但由于改造更新的差异，协同团队成员易于受到短期市场利益的诱导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并应朝向融合型协同治理发展。     

政府战略性支持、跨场景合作与“弹性治理”机制的生成——基于浙江22个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分析

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以及偶发性,要求政府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能力：危机出现前的常态治理能力和危机出现后的危机治理能力,并能够有效衔接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已有的理论大多关注单一场景的治理问题,而很少关注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近年来,随着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政府通过战略性支持其发展,并策略性发挥这类社会组织的多元功能,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常态和危机两种场景下的跨场景合作,从而推动了理论讨论和实践进程中长期被忽视的一种机制的生成——弹性治理机制。     

政府战略性支持、跨场景合作与“弹性治理”机制的生成——基于浙江22个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以及偶发性,要求政府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能力:危机出现前的常态治理能力和危机出现后的危机治理能力,并能够有效衔接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已有的理论大多关注单一场景的治理问题,而很少关注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近年来,随着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政府通过战略性支持其发展,并策略性发挥这类社会组织的多元功能,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常态和危机两种场景下的跨场景合作,从而推动了理论讨论和实践进程中长期被忽视的一种机制的生成——弹性治理机制。     

公民社会参与区域治理:一种双向进程——兼与汪伟全先生商榷

区域治理与公民社会既相互制约,又互为促进,构成一种双向进程。一方面,区域治理功能的整合提升,是以满足公民社会多元化与多样化的需求为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公民社会自主化的发展,形成了对区域治理中公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为优化区域治理中的公民社会的发展环境,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深层次的法律运作关系,即区域法律协调机制与公民社会利益代表机制。     

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成功经验

中国社会治理的突出特色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迁就是在党的引领和推动下展开的。这一过程以党政社关系的演变为扭结，历经党建国家、党改造整合社会、党领导社会管理、党领导社会治理四个阶段，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构筑了政治与社会前提，奠定了制度与物质基础，培育了多元治理主体，完善了治理体制机制，开启了社会治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自身发展带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其成功经验：一是以党的思想理论的守正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二是以党的组织机制与队伍优化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以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四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力。     

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基于角色理论的整合分析框架

学界对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的研究主要是从新制度经济学和社会交换理论与关系契约理论两个角度展开的,但两种视角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导向,都不能充分地解析农产品交易关系的治理机制。本文将营销渠道治理理论与角色理论相结合,从角色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并根据交易关系的发展阶段提出了一个订单农业交易关系动态的治理机制模型。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基层妇女议事会运作

妇女议事会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近年来上海P区妇女议事会的运作探索初步形成四个议事机制，即强调因地制宜、推陈出新的议事征集机制，注重规则、接纳与协商的议事讨论机制，议行合一、且行且议的议事落实机制，以及多主体内外联动的议事保障机制，促进了妇女议事会的落地，为女性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与治理提供了空间，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协商对话能力，改善了女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对边缘化处境。未来基层妇女议事会的建设，需兼顾社会治理与社会性别视角、改善议事代表结构与流动机制、规范议事规则与程序以及将性别视角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整体规划之中，聚焦女性群体的机遇结构赋权和主体能动性增能，建立迈向性别平等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中国传统信用治理何以可能——从社会基础与治理机制两个维度解读

信用作为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的纽带,是社会秩序的有力保证。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的"超稳定"社会秩序,与传统信用的有效治理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对传统信用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从社会基础和治理机制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加以解读。中国传统信用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稳定的小农经济与封闭的关系网络,由此衍生出相应的三个治理机制,即声誉机制、连带责任机制和中人参与机制。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于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福利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层建筑研究——基于英国社会治理理念、机制与经验的分析

英国是世界上典型的福利国家,这与其独特的社会治理理念、机制等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层建筑因素分不开。英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包括主张福利普惠、提倡公民社会、追求自由自治、遵循法律治理等四个方面,它们是英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英国的社会治理机制系统全面,政府治理机制、经济协调机制及社会参与机制等多元有效,它们是英国先进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保障。英国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层建筑因素,对于建立适应中国社会治理需要的理念支撑,构建多元化和有效性的共治机制,拓展社会治理格局等社会治理行动具有重要的经验启示。     

正义镜像的制度缝合:社会建设中民主法治的良性联动

民主与法治作为两种治理工具,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制度装置,二者的互动有利于确保社会管理的方向,规范治理权力的运作,改善绩效,促进创新,维护和谐。民主与法治手段在社会管理中的运用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公式,应根据治理对象的具体情况而确定相应的形式、程度和步骤。为了促进民主与法治的良性联动,需要确立社会治理主体制度,建立弹性化社会治理组织结构,构筑社会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     

打造首都商事调解新格局

<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完善商事调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完善商事调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因素。     

动员、嵌入和整合: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机制

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依赖于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性机制来实现.通过政治动员,党组织有效地激活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动力;通过结构嵌入,党组织有效地建立起与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链接,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组织支撑;通过资源整合,党组织有效地重组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为基层社会治理赋予能量.这三种机制分别为党组织引领基层社...     

社会治理中公民参与的角色定位与保障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证,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的公民是社会治理不断创新的动力。公民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扮演供给者、操作者、维护者、共享者四种角色,制度保障、激励机制、建设参与平台、公民文化的构建则是保证公民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     

组织学习与集成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集体经济发展效能的有效路径——以石泉县“三抓三联三保障”为例

如何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发展效能是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地方实践探索，从组织学习和集成治理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认为，公共组织的制度优势并不会自然地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往往要经过复杂的中间机制才能得以实现；组织学习与集成治理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整合资源要素，从而构建出党建引领动员机制、产业发展协同机制和政策赋能保障机制。这三种机制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协同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效能，进而推动组织振兴，激发社会活力，增强乡村善治能力。     

延续与断裂：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城市治理体制的变迁集中展示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发展演变的规律。通过对单位体制、街道体制和社区体制的梳理，发现影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延续要素包括政治教化的观念制度、柔性渗透的权力体系以及快速高效的动员机制，断裂要素包括单向强制的社会沟通、国家控制的资源调配以及情感纽带的空间格局。在两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呈现出“国家吸纳社会”的特征，具体包括与国家总体制度要求相适应的价值与规范，与国家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国家参与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国家引导下的城市基层社会力量培育。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成为回应复杂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治理？本文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组织助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及其策略集合：一是以“需求回应”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依托行政权威设计了“瞄准政策窗口”“塑造典型方案”及“借道行政承诺”的助推策略；二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网络设计了“培植协同网络”“启动任务激励”及“设置可视反馈”的共同体生成策略。社会组织面对不同制度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助推策略。研究结论深化了社会组织微观行为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