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1944-1947)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对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被英美所承认,以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还是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欧洲逐步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妥协。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就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

在美苏双方希望和推进战后经济合作的氛围中,苏联提出了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由于苏联期待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而美国有意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雅尔塔会议没有提出贷款问题,从而错过了历史最佳时机。杜鲁门执政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苏联对自身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认知偏差,导致双方在贷款问题上长期交涉但最终未果。贷款流产成为苏联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七）

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莫斯科会议的失败,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政治经济背景。美国援助欧洲计划的目标,就是通过恢复德国经济和推动欧洲一体化,重建西欧的经济秩序。为此就需要将苏联以及某种条件下将东欧排除在外,只是出于政治考虑表面上仍然邀请苏联参加。苏联最初对马歇尔计划抱有希望,但在巴黎会谈中探明西方的目的后大失所望,坚决拒绝继续参与谈判,并严令禁止东欧国家出席巴黎会议。为实现对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各国的全面管控,苏联决心重建共产党国际组织——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标志着冷战格局在欧洲已经形成。     

美国与中苏联盟(1950-1965年)

战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失败。美国对中国相继采取接触政策(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入"楔子")、极限施压政策、核武压力等,目的都在于分裂中苏同盟。然而,在中苏同盟实际破裂之后,美国方面却没有及时、正确地认识到,这就有了后来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使得其对待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区别对待)和在亚洲的共产主义(坚决遏制),截然不同。美国的冷战思维在亚洲地区高度程式化,并日益固化为其国内政治中的"冷战公理",虽明显充满偏见,但无人能加以挑战,因为代价太高。尼克松-基辛格政府抓住越战失利的机会,加上二人对美国国内局势的掌控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才得以短暂实施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不过"冷战公理"的根系仍在。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公共外交(1943-1953年)

学者们对公共外交及其功能有着不同的认知.1943年至1953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实为“公共外交”的对外交流活动.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能为公共外交发起国提供合法性来源;跨国宗教与世俗国家之间并非是必然对抗的关系,跨国宗教能与世俗国家进行紧密的合作;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及宗教界人士在对外交往中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苏联文化政策的转向(1946-1956)——《电话谋杀案》在苏联的排演风波

苏联时期的剧院,是党政机关推行国民思想教育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导的苏联剧院,国家对剧本的内容有着严格的管理。从战后时期的政治思想高压到解冻思潮的开端,这期间,苏联剧院排演的戏剧也有着结构性的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出台,代表着苏联官方文化解冻的全面开始。这一年,列宁格勒喜剧院排演的西方话剧《电话谋杀案》引发了苏联国内各方关注,苏联媒体就该剧所呈现的西方意识形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苏共中央意识到文化政策导向的重要性,最终以党内新的文化政策的出台,确定了解冻的内在边界。     

新加坡的外交原则及其对华政策(1990-2010)

本文从新加坡的外交文献及外交行为等方面探析新加坡的外交原则,并以过去20年的一些外交事件为案例,分析这些外交原则如何体现其对华政策.本文通过研究认为,新加坡对中国的外交立场主要由其现实主义的视角对世界动态的衡量所决定.新加坡因其有限的地理条件和资源短缺等制约因素,采取务实外交策略.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新加坡制定了以小国生存为主要目标的对外战略,在与中国这个大国的外交关系中,以保持区域稳定与将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     

“冷战”与“解冻”:双重背景下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调整(1953-1964年)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对外科学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发生了变化。以1958年成立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为界,在此之前,受国内"解冻"思潮的影响,苏共中央放松了对学者国际交流的限制,重新开启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交往,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初,在国际"冷战"局势持续发展的影响下,苏共成立了意识形态委员会,加强了对科学文化交流的管理,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对抗与交锋的趋势。60年代初,随着苏美关系"蜜月期"的结束,以及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撤销,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关系再次陷入混乱与僵局。     

缓和的倒退?:1966-1968年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以1966年3月25日的"和平照会"为标志,联邦德国开始试图缓和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同年12月大联合政府成立后,联邦德国进一步提出了"先天缺陷理论"并很快与罗马尼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它标志着基辛格-勃兰特政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放弃了"哈尔斯坦主义".然而,由于顾及自身的根本利益,联邦德国在恢复同波兰、捷克斯...     

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缘起、实践与叙事(1971～1978)

20世纪70年代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之重启,奠基于两国科技界在太平洋两岸所厚植的业缘与学缘。在中国方面,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后与西方国家开展科技交流政策实践的延续,也推动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科技交流的恢复及合作拓展;在美国方面,它既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国科技界积极推动与中国开展交流努力的成果,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在外交中运用科技工具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受波诡云谲的冷战国际政治与动荡转折的两国国内政治影响,中美科技交流的实践直接服务于外交目标,虽然以民间交流的形式开展,但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反复性。两国政府以民间科技交流推动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初衷尽管相近,但在实践中对于科技交流的性质、目标、渠道、形式等问题的认识,分歧和矛盾愈益突出,逡巡不前的政治关系反而成为民间科技交流的桎梏。观念本应随着人员交流过程中主动习得见闻而发生转变;但在特殊政治秩序和文化环境下,领袖话语、政治话语约束着科技知识分子对两国民间科技交流的叙事,又进而塑造着更广大科技群体和民众的观念。     

中日关系与韩国的外交政策(下)

自古以来中日关系的好坏在时空上都与韩半岛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来,在东北亚地区多强并立的国际局势中,中日两国同时加大了迈向世界大国的步伐,使得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调整不断加快(日美同盟对中俄接近)。中日"大国意识"碰撞以及日本围绕"周边事态"问题推动普通国家化的对外战略,引起了中日关系的日益紧张。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日实力关系面临的结构性转折,就是两国实力关系趋于对等化,这是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或者说"政冷"关系的主要根源。中日之间这种大国意识的碰撞对东北亚地区新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日益突出的影响。对此,韩国外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韩国要成为"东北亚中心国家"以及"中日之间的均衡者"。这一看法说明韩国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离不开中日两国关系走向这一维度。那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分析东北亚局势及韩国外交意义重大。     

论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与柬埔寨关系的演变(1954-1960)

本文详细考察了1954-1960年间美国与东南亚小国柬埔寨之间的关系演变历程。独立后的柬埔寨,一度对美国怀有好感,希望通过获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来发展本国经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独立。美国虽愿意对柬埔寨进行援助,但是其根本目的却是要将柬埔寨融入到美国在东南亚编织的反共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在美援根本目标上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显露并激化。美国无法容忍柬埔寨独立、自主的中立路线,试图通过削减美援、甚至策划政变的方式改变柬埔寨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国并未达到目标,相反使一度对美国怀有好感的柬埔寨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美柬关系的演变对研究这一时期美国与其他新兴独立的中小国家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

本文主要分析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的中国观及其形成原因 ,并探讨了其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调查数据表明 ,冷战结束后 ,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 ,而对中国的情感性态度和信任程度却很低 ,将发展强大的中国看成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文章认为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主要通过形成“舆论环境”作用于美国对华政策 ,但是在不同的决策背景、问题领域和政策进程中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决策者 ,特别是总统本人对公众舆论的态度。     

侨务与外交:对中国侨务政策的思考——以中印(尼)关系为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侨务服从外交"一直是中国处理对外侨务的指导原则。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中,中国为了建立包括印尼在内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在侨务政策上作出让步,以换取印尼在中国对外战略上的支持。随着冷战后两极体制的终结,以及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实施侨务政策的大环境发生变化,侨务政策也因此出现调整的空间,但中国侨务政策调整的限度和可能性依然受制于一系列因素。     

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强占政策(1904～1910)(三)

<正>一《乙巳条约》草案的拟定与美帝国主义支持日本侵占朝鲜政策的罪行1.日本明治政府为确保其对朝鲜的"保护权"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及其"条约"文本的出台日本自发动对俄战争之日起,就以战胜首要竞争者俄国、迫使对方承认其对朝鲜的"保护权",推动其既定强占政策进入决定性阶段为目标而采取各种手段积极准备。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逼迫朝鲜签订《韩日议定书》《第一次韩日协约》等一系列条约掌握朝鲜的内政、外交"实权"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其亲美英的传统政策,发动了反俄并朝的外交攻势。     

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强占政策(1904~1910)(二)

<正>一日本帝国主义以发动对俄战争为契机占领朝鲜及强行签订《韩日议定书》(第一阶段1904~1905)1.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占领朝鲜及强行签订《韩日议定书》朝鲜人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急于占领朝鲜的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在美英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最终于1904年2月8日夜在没有任何正式宣战公告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了停泊在旅顺港和济物浦的俄国舰队,发动了打开侵占朝鲜之路、给中朝两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罪恶战争。日本发动的对俄战争,不仅是俄日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把大量军队侵入已向世界宣布保持严正中立的朝鲜人民的神圣国土,肆意施暴,试图为最终吞并     

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强占政策(1904~1910)(一)

<正>题记这篇将要陆续与读者见面的文章是写于50年前的一篇未曾发表的学位论文。根据1959年2月我国与朝鲜签订的文化协定的有关计划,1962年10月初,我与两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应届毕业生谢宝森、王玉林同志一起被派往朝鲜金日成大学攻读朝鲜史的研究生,即朝鲜的所谓副博士研究生。当时我是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研究世界古代史的一名助教,正作为我国著名史     

从外交到移民——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转变分析(1948~1957)

“滞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冷战初期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两国在围绕其去留的反复较量中,美国的政策变化不仅是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为满足其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国留学生与中共的跨国政治联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府在争取滞留人士过程中的方针策略。此外,部分滞留的中国留学生转化为永久定居美国的移民,在美国移民政策中创造了诸多“先例”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此后旅美外籍留学生申请永久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