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与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与模式

伴随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各地探索出不同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借鉴嵌入自主性理论,从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的"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属性着眼,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的参与模式分为基层自治型、协同共治型、行政主导型等三种有效治理模式,并运用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其解释力进行分析.由此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何以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共生,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参与模式可能发生的类型变迁及相关治理建议.     

关于创新村级治理模式的思考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创新村级治理模式推动农村的和谐稳定和科学发展,一直是政界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创新我国村级治理模式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表明,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可行的路径当属村党组织领导、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这种三位一体的民主治村模式。     

从“运动”到“试点”:新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建构中的政治传播模式比较研究

建国以来,在两次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政治传播呈现了不同的模式。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别对两次村治体系建构过程中政治传播的传播环境、传播者、传播通道等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对比分析,从而概括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传播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和谐新农村"等三次变迁。各时期乡村治理模式都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且对当时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尽管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但是,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的法治化是可以预见的: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

我国农村社区大致经历了由文化共同体到生产共同体到逐步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型的嬗变。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的重塑过程,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     

“小马拉大车”:经济发达镇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双向调适的解释性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人口集聚多、经济规模大、城镇化水平高的经济发达镇。这些乡镇有着与中西部县区相当的人口规模、与地市相当的经济规模,但囿于乡镇的行政层级,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治理现象。对D市A镇的调研显示,为满足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镇治理呈现出“双向调适”的行为特征。“双向调适”作为经济发达镇在面对规模负荷增加而组织层级不变的冲突时发展出的一套策略组合,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上级政府对基层的充分放权和低职高配;后者表现为基层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经济发达镇得以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功能和结构上的回应性调适,从而能够应对由治理规模所造成的治理资源与治理负荷不匹配问题。双向调适展现了经济发达镇治理的力量来源,构成理解基层治理行为的一个小切口。     

制度的弹性空间:经济发达镇治理能力的提升逻辑北大核心

随着经济发达镇财政实力、人口规模和管理幅度的不断增大,传统的乡镇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其发展需求,乡镇面临的权小责大困境日益突出;而经济发达镇却能把“小马”变成“强马”,以往研究未能很好地解释其治理能力为何得以拓展的逻辑。文章首先探讨了经济发达镇“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并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从科层制规定的“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方案制度出发,分析上级政府对经济发达镇的重视程度与资源倾斜情况,挖掘经济发达镇治理能力提升的逻辑。通过进一步探讨发现,由上级政府发起的强镇扩权改革并未完全解决“小马拉大车”的体制困境,拓展经济发达镇治理能力的努力存在一定的限度。最后,从经济发达镇争取弹性空间中的制度性资源层面提出基层治理能力拓展的理论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基层党组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理路与完善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是辩证统一的。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支撑;只有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才能更彻底地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同时,也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基层党组织既是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也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先锋队”。基层党组织不仅坚守自我以夯实基础,也超越自我来推动创新。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视域下,基层党组织需要从政治引领、组织力提升、服务方式创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进行整合创新,从而更有力地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利益转徙、权力转换与模式转型:农村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的逻辑理路

农村基层的利益转徙、权力转换与模式转型为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提供根本性的制度资源和权威性的体制根基。利益转徙、权力转换改变农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变革的标志最终又体现在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上。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利益转徙是起因,权力转换是动力,权力结构变革是结果,治理模式转型是标志。因此,基于农村基层利益体系转徙的基本规律、权力空间转换的基本特征和模式转型的基本趋势,可以准确地把握农村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的逻辑理路。     

建构中国特色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有效引领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是,乡村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构建适应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是应对当前乡村问题的关键所在。由此,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显得迫切起来。     

"3+1"村级治理模式的创新——浙江省C市溪村的调查

"3 1"村级治理模式是浙江省C市溪村为了顺应村级治理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其本质在于,明确各权力主体的职责,构架一套相互制衡的权力运作体系。该制度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1、有职有权、权责明确,充分调动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2、权力制衡、民意提升,有效保证了村庄权力运作的公正、公开、公平。3、选聘分离,人才交流,有效加强了村级队伍建设,提高了村庄治理的效率。     

基层治理机制的“分立”与合力

针对当前我国基层社区类型多样、治理场景时常切换的特点,基层主体应注重储备治理工具,提升多元治理能力,发挥不同治理机制的相对优势,在治理分立基础上凝聚治理合力。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新农村建设中构建合理农村治理模式的几点思考——以陕西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为例

村民自治的实践推动了合理农村治理模式的建构和发展,在彰显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面成效显著.但是部分地区村民自治能力较差、村民自治相关法律法规和机制不够完善、宗族势力操控以及富人治村引发的贿选、村务专断等问题仍然存在.为此,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村民自治,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利益协调和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加强自治组织与其他组织的联系协调.     

“青县模式”与“麻柳模式”:两个基层民主创新案例的比较——兼论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前景

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实践中,以“八步工作法”为核心内容的“麻柳模式”和以常设的村代会为主要特色的“青县模式”是两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创新案例.由于产生背景、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方领导人意志等因素的不同,这两个基层民主治理模式也体现出明显差异,分别体现了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的特点,在制度设计、具体运作和制度绩效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这并不排除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点.从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角度来看,“麻柳模式”和“青县模式”都表现优异,并且体现出一些对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和共同启示.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不能局限于村委会的选举,必须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不断深化.     

法治视野下“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

新形势下,法治视野下的"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着力构建"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平潭综合实验区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使命的重要途径。立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重要机遇,突破现有的制度空间,建立行政区域自治制度,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地方自治,是构建法治视野下"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的根本出路。     

全国“新农村建设与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汝州市召开

2011年4月9日,由《光明日报》理论部、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共汝州市委联合举办的全国新农村建设与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汝州市天瑞中州国际饭店举行。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