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的司法审查研究

由于农村自治与国家统治的二元对立存在,村民通过村规民约自治的过程中往往会有诸多与国家法律冲突的情形出现。国家基于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法制统一,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司法审查等方式监督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司法审查村规民约可通过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方式;司法审查内容以村委会的行为为主,对村规民约的审查效力仅及于个案;审查范围应以村民自治为界。对于违法的村规民约,事后救济制度中的司法机关应有司法建议权,但现行的事前备案制度还有待改进。     

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治理维度研究

现代村规民约具有浓厚的法治属性,是一种民间自治规范,具有乡村秩序治理、行为规范和立法补充功能。然而,村规民约在运行中存在与国家法治的冲突、制定程序与内容失范、执行与监督机制缺失等诸多困境,应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修改程序、弥合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确保村规民约贯彻落实到位、严格村规民约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进而强化村级自治,推进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从治理到善治：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方向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村治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但是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并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所以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被村民自治所取代，对农村的管理方式也由国家对农村的全面的控制逐步转移到政府和村民合作治理，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而治理只是体现了一个过程，善治才是治理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所以，善治无疑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治理的发展目标。     

侗族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社会价值研究——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平江村民小组村规民约为例

依法治理的重点和基础在基层。调整乡村社会秩序的规则、形式很多,村规民约是其中之一,它是乡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有着国家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现象。为此,应进一步探索村规民约与国家法良性互动的路径,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积极作用,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瑶族村规民约的内容与固有习惯法——以广西金秀六巷为考察对象

瑶族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居住在我国南方的民族。本文通过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瑶族村规民约的分析,指出六巷瑶族的村规民约受到瑶族固有习惯法的深刻影响,在主要内容等方面明显体现瑶族固有习惯法的痕迹,瑶族固有习惯法通过村规民约形式在当代瑶族地区发挥作用。     

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临海“乡贤+治理”模式为例

当前,治理资源不足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内生性不足的农村社会亟需引入优质治理资源并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浙江省临海市在镇——村级协商民主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三大平台,进行了四种协商的分类和提供四大机制的保障。乡贤作为一种治理主体,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有一种外在性,这种外在性是其优势也是其局限和弊端所在。临海市乡贤+治理模式经验表明,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农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生效了吗——以广东清远为考察对象

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的行政村村民自治山穷水复疑无路,自然村草根自治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这种自治绩效的差异,催生了基层社会对于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崭新探索,广东省清远市就是着力通过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复归自然村自治传统,推进行政与自治的适度分离,推进村民自治的性质复归与功能复位。本文研究发现,清远改革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突破的瓶颈。清远实验能否达成预期的改革目标或许尚需更长时间检验,但清远实验至少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探索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村规民约与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实证调查为例

村规民约作为农村社会进行自我调整的一种社会规范,对于农村的稳定与和谐意义重大。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是著名的“枫桥经验”诞生地,当地村民自治组织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地方习惯制定一系列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不断完善,对于乡村社会的新农村建设与法治建设产生了诸多积极作用,特别是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瑶族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固有习惯法——以广西金秀六巷为考察对象

瑶族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居住在我国南方的民族。文章通过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瑶族村规民约的分析,指出固有的瑶族习惯法对村规民约制定目的、具体程序、修订完善等方面具有直接的影响,瑶族固有习惯法通过村规民约形式在当代瑶族地区发挥作用。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功能思考

村规民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解决土地纠纷、催生文明乡风和促进乡村民主自治等功能。通过对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仍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实施方式不规范、缺乏村民广泛参与等问题,制约着村规民约价值功能的有效发挥。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统领,打造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村规民约,吸引治村能人,融入时代新风,发动民众参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推进乡村社会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村民自治的发展困境谈乡村治理

自1987年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我国的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但体现了广的农民的利益需求，保持了农村的稳定，而且极大的推动了农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今的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作为人民公社替代制度的村民自治面对当前农村的一些新的问题，显示出了很多的无力，村民自治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新时期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怎样的困境？现阶段乡村治理的走向？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简单的探讨。     

罚款规约嬗变及其软治理路径——以甘孜州长须贡玛乡为例

因罚款规约具有的效用、法律执行中的疏漏以及额外因素的考量,致使罚款规约在长须贡玛乡形成恣意、泛化的现状。同时,实践也证明罚款规约的功能是有局限的,面对罚款规约在治理乡村中存在的问题,要坚持村规民约合法化,调适和配置好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平衡以实现“软治理”,需要对罚款规约进行必要、合理的矫正。     

论古代“礼治”文化与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以山西省绛县、夏县、长子三地留存村规民约古碑为例

礼治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无治而治与为仁由己的文化传统及其重要表现形式——古代村规民约,作为礼治文化系统的重要元素,对维护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家治理背景下,要求我们深刻把握村规民约中所蕴含的礼治文化内涵,在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彰显民生为本的公安治理理念,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安治理体系,推进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浅析当前乡村治理困境与破解思路

当前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完全瘫痪。基层政府治理旧体制是导致目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深层次根源,给乡村治理带来“负效应”。农村税费等各项改革不断稀释着基层治理行政性色彩,推动治理旧模式的解构,同时合理体制供给出现断裂,基层积极治理功能呈现“零效应”。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是乡村治理困境的决定性因素,村民自治机制流于“无效应”。本文以重塑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完善村民自治和理顺其运行机制为核心、以推动基层治理组织层次间的功能耦合为重要手段三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论宅基地管理的自治模式——治理视角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

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旨在提高宅基地管理能力及扩大宅基地权能的体制改革。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扩大宅基地权能层面,主要议题围绕宅基地是否应该流转及如何流转,忽视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宅基地管理层面的制度创新实践。对江西余江的个案研究表明,为了提升宅基地管理能力,地方政府注重动员基层社会,形成制度化了的宅基地管理的自治模式。对这一宅基地管理模式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的研究表明:积极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不仅关乎严格规范的宅基地管理制度的建立,而且对优化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有重要意义。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向全国范围拓展过程中,增加治理的视角有利于更全面地更准确地评估试点成果,避免掉入单向度扩大土地权利的财产权陷阱。     

基层协商民主推进边疆村民自治创新研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我国广大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村民自治创新了乡村治理方式,推进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乡村治理有效,亟待以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为村民自治注入生机与活力。加快协商主体培育、规范协商程序、提升协商质量、督促协商成果转化,确保基层协商民主落细落实,必将为边疆和谐稳定,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