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应用逻辑、重要议题与未来突破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型升级,其核心要义是实现民心治理。立足于当下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技术特征,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紧扣重构政府与社会各主体连接,提升治理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个切入点;确立包含云端计算和边缘计算的体系设计;建立起包含转变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思路,引入多主体参与智能化应用开发,创新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发模式的完整政策体系。未来,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还需落实民生公共服务供给的加法,做好政府非法定职能的减法,发挥人工智能提升治理能级的乘数效应,运用除法思维找到共治的最大公约数。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 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 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 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 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共融模式及其实施路径

随着城市社会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急剧增加,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成为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工智能技术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中坚力量",正在颠覆传统的思维逻辑、决策方式和管理模式,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潜力尚未完全发掘,多数实践忽视了体制机制流程优化和社区的人文关怀。基于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组织回路与信息感知、传输、处理、反馈的技术回路紧密联系、相互反馈的思想,提出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共融模式,并顶层设计共融模式的科技支撑方案,可有效助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工智能应用嵌入政府治理：实践、机制与风险架构——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政府治理的革新。杭州城市大脑作为地方政府运用人工智能实现治理转型的先行案例,从构想走到成熟,是理念、基础条件、核心支撑、制度保障、特色应用的综合实践创新。通过人工智能应用嵌入减少信息不对称,由政府从内部实现管理服务的数字化,促进行政流程的精简化,进而推动政府外部实现资源配置智能化、社会协同便捷化和公众互动实时化,形成了一套智能治理的机制。但利用人工智能应用嵌入地方政府治理也面临PDAG风险架构,即个体数据隐私缺乏保护、数据归属与责任不明晰、算法存在歧视风险和政府存在技术弱势。因此实现智能治理应在开放理念指导下,做好数据归集融合、智能治理平台接入、政企协作和规划引领;避免其风险应立法先行、健全防控体系、建立多元开放治理机制和开展全球合作。     

治理重心下沉的困局及其突破路径——以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例

治理重心下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对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治理任务、权力、人员下沉分别呈现从模糊到清晰、从保留到下放、从悬浮到落实的调适过程。治理重心下沉的调适过程,表现出行政体系理性化、权责结构合理化和组织动员高效化的特征。基于此次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提出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在于:党建引领,推进制度化建设;科技赋能,提升网格化治理效能;社会参与,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网络统战的潜在挑战及其应对

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样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演进速度快、赋能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挑战,成为事业发展的新变量。就网络统战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国际话语权三方面带来新挑战。对此,网络统战要及时掌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状况,了解相关涉网重点群体的特征,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做好人的工作提供依据;要充分发挥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积极作用,为“智能向善”发展贡献统战力量;要解决人工智能“本领恐慌”的问题,推动“互联网+统战”向“智能+统战”进化。     

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影响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突飞猛进,并与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互联网特别是物联网、区块链等不断深入融合,正在加速重塑社会,既赋能疫情防范控制、经济转型增长、社会治理变革升级、人民福祉改善增进,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许多新挑战。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需要学习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新知识、树立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新观念、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新方式,努力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历史的经验研究

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基本是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视角下,对于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研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更加是一个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通过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经济特别是土地及其相关制度是影响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历史基因并对之后的治理模式持续产生影响。     

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构建——基于区域公共管理与欧盟经验

欧盟为打破国界阻隔、实现跨界区域协作治理,将中央政府、各民族国家间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纳入区域治理的主体,这恰恰说明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从政治学角度看,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源于政治学中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即是"国家的公民"还是"公民的国家"这个问题之争。"国家的公民"意味着公民必须存在于国家之中,公民是国家的公民。而"公民的国家"则与社会契约的思想一道,表明国家对公民的强制已经被大革命所废除,人民重新掌握了国家。在现代国家中,这个问题往往表现为整体主义与地方主义之争,秩序与自由之争。     

价值·模式·效能：区块链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维探析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的"智能革命"对国家治理有重要影响,区块链技术的创新运用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行之有效的工具。整体而言,区块链技术内蕴的技术特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理有耦合性,这一现代技术在三个方面有助于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是理念共振,"去中心化"凸显了人民主体地位,"算法"彰显了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确权"响应了公平正义理念;二是治理模式的协奏效应,乘借技术的"东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可以积极发挥;三是治理效能落地见实效,既降低合作治理成本,又有助于建设透明政府、高效政府、服务型政府。     

社会治理创新的结果差异研究--基于多项目实践过程的实证分析

从"主体-客体"分析视角出发,构建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创新项目三个维度的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通过采用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0个社会治理创新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因素及路径模式。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是多种因素的交叠效应;项目影响力是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基础性条件;公民参与对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影响不显著;稳定存续型、内生动力持久型、阶段性目标主导型和治理效果不佳型是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主要路径模式。     

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百年:议题变化下的理论主轴与实证增进

自"芝加哥学派"开启现代社区研究以来,社区治理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方法服务于主题,研究方法对理论研究与创新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对百年来社区治理研究的历史梳理和比较分析发现:其一,国外研究经历了从社区类型、社区结构、社区发展到社区意识等的主题转变,理论分析长期占据方法主流,20世纪80年代后实证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日益"微观化";其二,国内研究经历了早期乡村社区和现代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主题转换,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其三,受议题、学科和主观认知三重因素影响,中外社区治理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凸显出"方法论关怀"和"偏重本体论"的认知差异,中国的理论分析比例较高。未来的社区治理研究既要关注微观过程又要连接宏观结构,坚持"结构-过程"范式,做好跨域区域案例比较研究,以国家与居民的"双重需求"为端口做好"量质融合"的实证研究。     

智慧司法背景下辅助性人工智能困境之破解

智慧司法背景下的人工智能,为促进我国公正裁判与提升司法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尚存在算法逻辑、审理程序、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不足,加之智能技术渗透到司法领域导致司法系统主要职能的削解,应当将人工智能定位于智慧司法的辅助角色。由于技术的不可预知性难以避免,辅助性人工智能在司法环境下的成长同样面临诸多困境,亟需相关机制予以解决。应当通过培养复合型法官、优化算法审查监督、加强社会公众宣传力度等措施,为我国智慧司法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Social Mechanism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the "Socialization Service of Grid Management" of Z Street in Shenzhen

Recently, grid-based management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form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out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its research status in recent year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grid management i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peration. It is essentially still a kind of governance technology, which stems from the grid management inherently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ve-based logic. In recent years, the grid practice of Z Street in Shenzhen reflects a new shift of governance paradig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re of Party building, it has undergone a socialized logical evolution from the management orientation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latter emphasizes more on focusing on new social needs, social services and social governance logic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ajor concepts of "major changes in society" and "increasing soci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promulgate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This kind of "social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logic has become the core mechanism of grid management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practice. It constantly reconstructs the deep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cal state and grass-roots society in the community, and promot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人工智能产品触及刑法风险的“管”与“防”

高新科技的进步必将会带来相应风险的产生,当人工智能初露风险,我国刑法学界已经开始对其刑事主体地位、行为能力和所处刑罚进行了讨论。文章将对人工智能产品在性能和刑事主体方面进行界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工智能产品触及刑法风险时的管理与防控进行论述,以期对我国人工智能的规范研发和正确使用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逻辑——对江苏Y市某村修路活动的过程／事件分析

近10年来，伴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型，某些区域的村民通过集体行动介入当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象时有发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均对集体行动的达成机理做出了解释。然而，发生在中国农村的集体行动，其达成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践逻辑。本文以江苏某村修路事件为个案，采用和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法，在关注、描述和分析事件及其过程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同时，以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发掘乡村精英入主村落治理的可能性，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家族、村落等传统因素的认知，尤其是这些传统因素及村落舆论对村民造成群体性压力的程度。最后，文章试图通过深入探讨村民集体行动中的个体行为逻辑和心理反应，并从可能性及制约因素角度简要概括该地区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逻辑，以此呈现我国转型期村落治理的本土资源。     

Review of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study the logic of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swor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e-function, governance processes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e paper reviews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concludes that institution is a core element which affects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research transforms from the determinism which formal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plays a decisive role over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social institution, from normative research to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a macro-level to meso-level, from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field. In the future, empi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re recommended,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strengthening, weakening or re-institutionalizing in inter-governmental or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 for more exploration into the general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