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雷托精英理论解读：辛亥革命的发起

辛亥革命的发起是由于上层的执政精英越来越不适合统治,而下层的非统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聚集,从而出现了精英循环受阻。为了打破这种政治生态,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便进行了革命。历史再次实现精英循环。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精英理论概论

兴起于 19世纪末期的精英主义理论 ,强调精英统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 ,否认自由民主的真实性和可能性 ,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西方多元民主理论。在政治价值观上 ,它是保守的、反民主的 ;在历史观上 ,它是英雄主义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精英主义曾经作过的历史贡献 ,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发展性。     

论建国前党对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和在夺取政权后的执政实践中不断提出的问题,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赢得长期执政的地位。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思考建立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认为只有民主建政才能具有合法性,民主执政才能赢得长期执政,执好政才能够实现长期执政。民主建政是长期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民主执政才能赢得长期执政合法性,执好政才能保障长期执政合法性。     

村庄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村庄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强势和边缘精英的复杂结构形式。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利益博弈模式,形成村庄权力结构稳定与不稳定的两种类型。     

正视执政基础的新变化全力加强执政基础建设

党执政的社会政治基础对执政党具有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自身社会基础的新变化,即客观分析组织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新兴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新特点,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基础建设,使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在权威与精英之间：新加坡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分析

新加坡到底是权威主义还是精英民主,学术界存在争论,引发这一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精英与权威关系的模糊不清。新加坡的政治运作遵循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理念,它是以对权威和精英作用最大化的发挥为导向的。厘清新加坡政治运作过程中权威与精英之间的内在逻辑,有利于对新加坡政治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对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执政党要获得并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以强大的政治资源作为它的支撑。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并长期执政下去，就必须切实重视开发和利用党的政治资源，加强党的政治资源的建设。     

市场转型中城市精英实践逻辑与困境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精英的变化及未来走向问题引人注目。在精英再生产理论和精英循环理论争论背景下,文章运用"实践逻辑"的思考方式,解释市场转型中精英的实践逻辑:精英配置、精英循环与精英互换,以及精英转型遇到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而不是只有政治精英独占鳌头。而在精英阶层配置发生变化时,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互换频繁,并日益形成一个总体性联盟。这样随之而来的是精英阶层和底层社会的利益博弈,以及两级分化和社会断裂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三重论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坚持依法执政,这是我们党在转换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而理性的抉择.依法执政范畴应从执政方式的概念和执政活动的过程进行综合阐释.对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解说,主要从执政合法性、执政规律经验和治国兴邦方略三个层面切入,然后分析论证选择依法执政方式符合执政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法治演进的核心...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执政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剖析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局部执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30年从自在执政到自觉执政转变的两大阶段,党的主要执政经验是：必须重视民心、民主、民生;必须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必须处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人民群众）、执政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论执政党依法执政

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如何治国理政才能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并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在执政三十年后,鉴于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命题,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发生了科学转变,依法执政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方式的历史性选择。如何认识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趋于完善的鲜明标志,如何把握治国基本方略与执政方式的内在必然联系,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试析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及途径

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已经成为时代的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这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要树立依法执政的法律观念,坚持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有机统一,依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文化自觉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自觉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以解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内在的执政文化自觉的逻辑结构:邓小平理论实现了执政文化形态自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执政文化主体自觉,科学发展观实现了执政文化内涵自觉。     

寻找自己的解决之道——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探析

执政党的现代化在二战之后已经形成为一股世界政党变革的潮流。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应该在反思苏共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执政党的现代化道路。     

论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民主党派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自身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上,经过长期的革命和执政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各民主党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各民主党派的各项工作,推动多党合作的深入发展;各民主党派要以党为师,努力构建学习型参政党,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顺利地完成政治交接任务,不断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在过渡时期的全国执政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国执政三个执政阶段。根据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长期实践,党执政的基本经验是：重视民心、民主、民生;抓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从自在执政走向自觉执政;正确地处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人民群众）、执政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三个层次的历史使命。     

政党入宪及其对我国执政党内部治理的影响

中国的政党入宪始于1925年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历部宪法都间接或直接对政党的宪法地位、功能作用、组织活动原则等问题作了规定。政党入宪,对我国执政党内部治理的正面价值在于：它为执政党内部治理规范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最权威的终极依据,有利于促进执政党内部治理的法治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有可能误导执政党内部对执政权和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认识,从而有意无意忽视执政党的内部治理;有可能间接强化执政党内部的寡头统治趋向,进而影响执政党内部治理民主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若干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的集中体现和执政治国的行动指南,承载着中共治国理政的目标追求与执政理想。自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包括执政理念在内的执政理论范畴以来,国内学术理论界便兴起了对党的执政理念这一重大战略课题进行理性研究的多轮热潮。国内学术理论界紧密围绕党的执政理念演化与发展问题以及党的执政理念创新和落实路径等展开了精彩纷呈、见仁见智的深度探讨,成果丰硕、新论叠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必然性与主动选择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内在地统一着,并坚持不懈地探索着、始终不渝地奋斗着,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的创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的奠定者,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同时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