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建构政治:理解我国顶层设计-地方细则 ——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治过程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整体上进行政策回应。这一类政策问题往往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的政策复杂性程度,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利用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回应渐进改革所无法消解的政策困境。在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视角下,本文建构了政策建构政治模型,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对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顶层设计-地方细则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在利益-意义的丛林中,通过调整目标人群的话语框架,在锚定和区隔的逻辑之下,建构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从而在利益和话语上调和了多重冲突,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实现了整体性回应。第二阶段,顶层设计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前馈效应,包括话语效应和权力-资源效应,这重构了政策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建构了多样化的次级政策子系统。第三阶段,地方细则的设计内嵌于次级子系统,其围绕地方政府所建构,既受顶层设计的约束,也嵌入在地方政策历史以及地方治理情境之中。地方政府可以沿着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最终,顶层设计和地方细则构成了网约车政策领域之内的整体的政策设计。     

反思公共行政的行动逻辑: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百余年来，面对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公共行政思想发生着嬗变。以工业文明为叙事文本的传统主流公共行政的理性价值及其话语体系，已经难以完全解释和反映当今现实世界的现象及其本质。因而，如何在汲取公共行政理性价值优势，修正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建立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理念，成为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重大问题。     

论公共行政伦理责任的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公共行政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演进,这种演进为理解公共行政伦理责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在理性建构情境下,公共行政伦理更强调对官僚组织忠诚、对制度负责、对上级负责的客观伦理责任,忽视人们的人性需求与价值选择。然而,在动荡的、复杂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理性建构的伦理责任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预示着一场伦理责任的建构革命,社会建构的伦理责任由此产生。该建构重构了主观伦理责任,认为自我的省察、批判性反思、创造伦理对话、参与社会互动、有自治意识、致力于思考、分享信息等都是公共行政的美德。     

基于社会建构的我国地方政府决策模式转变

政府决策的模式设计主要分为：基于威权的管制决策模式、基于技术分析的理性决策模式、基于调适的渐进决策模式和基于多元参与的社会决策模式。理性决策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模式,但决策中仍带有管制决策的色彩,决策技术理性仍然不足,而社会决策模式发展严重不足。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公共管理环境的变迁,地方政府要从民主治理和协商共治的视角完善社会建构,从而转变决策观念、创新制度机制和促进公民参与,实现地方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定位与体制建构

良好的政府社会管理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定位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向社会"赋权增能"的过程。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要由过去的"控制"导向转变为"服务"导向,要由过去的"刚性维稳"变为现在的"柔性创稳",特别要以解决民生为重点化解社会利益矛盾。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构建既要考虑政府社会管理本身体制的建构,还要考虑由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模式引发的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体制、社会自我管理体制、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以及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和问责体制的建构,等等。     

社会冲突与社会稳定的控制机制探析——以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紧张为视角

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是分析社会冲突的类型与原因的常用方法,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紧张和尖锐对立是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西方国家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稳定是因为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国正出现过度精英化问题的现象,中国的精英与大众已经处于矛盾对立面并引起社会冲突。只有引入福利国家制度,让大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受益,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才能化解过度精英化问题,消除产生社会冲突的社会结构。     

跨国婚姻中越南新娘的身份建构——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民村个案为例

跨国婚姻中越南新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身份建构具有独特性。通过对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民村越南新娘的实证研究发现,越南新娘在日常生活中,经过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和打造人际关系,赢得了夫家和邻里认可,建构起了坚实的经济身份和自信的文化身份,顺利融入到当地生活中,成为家庭的重要成员。     

论民族地方立法体系的基本类型及其建构——以俄罗斯、中国为例

民族地方立法体系是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方面,民族地方立法体系的建构则是民族地方政治体系发展与完善的重要内容。依据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民族地方立法体系分为民族联邦主体立法体系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体系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以俄罗斯为典型,后者以中国为典型。这两种典型类型的民族地方立法体系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它们建构的具体路径各不相同。合法性、可行性、科学性、适应性是建构民族地方立法体系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农村社会中国家法的解读与建构

农村社会法治化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程度 ,农村社会的有序化发展不仅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实施和法律理念的形成与普及 ,而且依赖于农村社会中的民间规范 ,依赖于农民之间的情感、道德、风俗和习惯的维持。在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如何实现情理、法理、风俗、习惯的有机融合 ,构建以法律为主导的多元型农村社会治理机制 ,实现农村社会的法治化发展将是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     

地方传媒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建构——以中原·溱洧文化为例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溱洧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传播地域文化、传承历史遗产成为包括地方媒体在内的一切大众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同时,地方传媒在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传播的过程中,也为自身探寻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以中原·溱洧文化为例,试图从传媒与文化的角度,初步探讨河南传媒对地域文化的传播现状与存在问题,并试图针对这些问题对溱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创见性意见。     

山东省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山东省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犯罪人数逐年上升，已成为当前山东省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列举了当前山东省未成年人犯罪的六个特点，分析了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四大原因，提出了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四大措施。     

村庄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赣南南村的个案调查

田野调查经验表明,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与村庄生活经验存在一定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下,乡村企业与农民之间才不断产生环境污染纠纷。在具体环境污染纠纷中,国家环保技术标准构成一种技术权力,表现为地方政府借技术性权威消解农民对污染的认知,以及通过技术手段屏蔽环境污染信息以排斥农民参与乡村企业的排污监管,进而为协调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提供回旋空间。地方政府与乡村企业以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技术话语作为与农民协调的正当理由,并促使农民接受地方政府协调乡村企业做出的污染补偿。而经历过数次环境抗争的失败后,以及在强大的技术话语面前,农民逐步认识到地方政府不可能解决村庄环境污染问题,于是陷入了“补偿陷阱”。     

山东省老年妇女健康与医疗保障问题研究

对2683位60岁以上老年妇女的入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代老年妇女的健康状况较好.有配偶和老有所医对于老年妇女健康水平的维护有显著性保护作用;老年妇女生活自理能力差,年龄、慢性病是重要危险因素.     

"理性社会——和谐社区"的初步探索

“社会”可以分为社会和社区两个层次。人们生活在具体的社区之中,社区和谐意义重大,社区是否和谐取决于社会是否理性,和谐社区只能存在于理性社会之中。“理性社会——和谐社区”是建设更美好社会的一个理论模型和可操作模式。     

土地流转:现状、影响与经验分析——以山东省W村为例

本文从国家建构、农民的社会化、村民自治、农业现代化四个维度,考察分析了W村土地流转的背景、现状与影响之后,认为"以农民为本",尊重农民的需求,合理划分公益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加强村民自治是农村土地合理流转的保障。     

陕西关中地区新农村建设构想

新农村建设是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陕西关中地区实施新农村建设,其核心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弊端,增加农民收入,逐步转移消化农村人口,建设绿色、整洁、和谐、生态家园。     

多民族杂居区族际交往与民族团结研究——以云南省孟连县回俄村为例

孟连傣族佤族拉祜族自治县内的回俄村是一个以傣族、拉祜族、佤族和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村,村内各民族家庭间纷纷结成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关系,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生产互帮,生活互助,文化互融,一同团结进步,成为孟连县族际间团结和谐机制‘宾弄赛嗨’的示范点。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模式形成于回俄村的生活世界中,具有主体间性、缘起多样性、深度互嵌性,促进了回俄村的社会整合与团结。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回俄村宾弄赛嗨类族际交往理性的研究,可为多民族杂居区的民族团结事业提供一种理论视阈和现实方法。     

社会支持网络与农村妇女发展——女村长与村落发展的案例分析

社会支持网络有助于缓解贫困妇女的社会处境。要建立农村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首先,要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唤醒农村妇女自身的发展意识;其次要增强她们的人力资本,发挥她们所处的家庭与村落的即时支持性功能;最后,构建农村妇女异质化的村外社会支持网络,达到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改善其发展环境,从而提高其社会地位的目的。     

中国经济议题安全化的国内层次分析：以凯雷并购徐工案为例

随着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经济效率与民族经济独立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凸显,一些经济议题开始进入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视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聚焦于安全问题的社会建构,强调安全行为主体之间的共享认知。虽然在体系和地区层次上,经济领域的安全化动力表现强劲,但国内层次的安全化动力亦不容忽视。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国内的社会精英能够运用社会力量,公开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及安全认知,进而在与其他安全行为体的互动中,影响甚至改变国家的安全利益认知,说服国家接受安全化动议,使特定议题安全化。     

2018年以来地方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之探——以云南省Y市为例

2018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发布,拉开了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帷幕。作为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并向地方改革的纵深推进。改革以来,地方监管任务增多但监管资源保障不足,监管专业化趋势强但基层监管能力不配套,监管责权一致的要求与监管部门职责不明依然有矛盾,监管的优化服务需求高但监管服务品质不够,监管更需要协同共治但监管力量依然分散,地方复制中央机构设置但编制、资源、能力无法与之相匹配。地方监管体制改革,要以监管功能为导向,条块协同为方法,加强新时代监管人员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学习,打造灵活有力、目标清楚、多级、多元参与的监管模式,实现监管的共治共享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