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利而斗争》随想——兼谈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为权利而斗争》是一部情感甚于理智的法学名篇。本文是在研习《为权利而斗争》一书时所感悟到的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为指导思想进而阐述出自己的随想。     

再读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唤醒公民维权意识

权利乃法律之根基。公民能够为权利而斗争,对于提升自己的生活幸福感、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在正处于人权意识崛起、而公民法治意识仍有待加强的法治初级阶段,人们的维权意识相对薄弱。本文力图呼吁人们勇敢地为权利而斗争,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为权利而斗争的提出,为权利而斗争的目的性以及为权利而斗争的手段性,最后是总结和反思。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法理——为权利而斗争的必要性

近期,小额标的的诉讼被社会广泛关注,经过媒体的报导,网络的宣传,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必要做的事情.其实,这是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在这时,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公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张扬自己的是非感,维护自己的人格,对自己负责,对国家负责.本文阐述了为权利而斗争的目的与必要性,旨在呼吁广大公民勇敢地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简评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以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为视角

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为权利而斗争》,但很少有人从它最初发表的形式———学术演讲的角度来阐释它。理解这一作品离不开两种语境,一是历史语境,即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二是文本语境,即它与耶林晚期其他作品一脉相承的关系。通过还原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凸显了《为权利而斗争》的社会意义和公共意义。     

为权利而斗争的价值——以重庆“钉子户”事件为例的法理省思

为权利而斗争是法的生命,公民为权利而斗争对于实现个体权益欲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法律健康发展、培养人们法感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我国“走向权利的时代”的进程中,重庆“钉子户”矢志维护财产权的壮举彰显了为权利而斗争的“钉子精神”,肯认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公民认真地对待权利及在此基础上提升国民的维权意识和法治精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自由:权利与功利下的言说——读密尔《论自由》

密尔的自由理论包括了承诺自由的权利层面和论证自由的功利层面两个不同的层面,权利层面的内在紧张是由其独特的功利主义的论证产生的,而功利在密尔自由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又揭示了自由原则与功利原则之冲突在密尔自由理论中的非真实性.     

法益性权利:权利认识新视域

权利由法律明确规定和保护,为权利人享有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提供了一个确切的范围,同时也为其他主体不侵害该权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警戒线。但法益性权利概念表明,在权利与社会观念相冲突、权利设定存在缺陷以及司法政策选择性保护和限制等场合下,权利也会蜕变为实质上的法益,权利的保护也可能会表现为“弱保护”。研究法益性权利问题有利于廓清权利损害赔偿的灰色地带,拓展权利救济的视域,从而促进权利保护制度的体系建构和完善。     

美国《犯罪被害人权利法》扩张适用及其启示

《犯罪被害人权利法》标志着美国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达到了顶峰,但是环境犯罪被害人的出现使该法的适用引起了争议。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基于审判程序的复杂性、被害人的难以确定性和媒体报道所导致的不公正性,然而,支持者认为适用该法不仅不会导致审判程序复杂化,而且能够合理地保护环境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并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引起争论的深层原因在于环境犯罪被害人的特殊性。美国《犯罪被害人权利法》的扩张适用对我国环境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具有启发意义。首先是扩展传统犯罪被害人的定义;其次是保障环境犯罪被害人的刑事诉权;最后是完善环境犯罪被害人的救济制度。     

如何实现权力和权利的适当配置——也谈《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近年来,如何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与时俱进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本文从该法的实施现状入手,试图通过考察该法的具体规定、研究国外环境基本法立法状况以及国内学者的各种观点,探索一种适合该法的"权力—权利"模式,进而为该法的修改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举报人的权利与我国《举报法》的制定

举报是公民主动向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报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犯罪案件线索,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举报人可以自由选择举报方式,拒绝直接充当证人,署名举报人具有优先知情、申请和获得保护、将功补过、获得补偿与报酬等权利。《举报法》是调整举报人与举报受理机关之间在举报活动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行为规范,其主要作用在于规范举报受理机关的行为。制定《举报法》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而是权利和权力——评童之伟著《法权与宪政》

童之伟教授在其专著《法权与宪政》一书中 ,大胆地提出了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 ,而是权利和权力 ,并将权利权力关系命名为“法权” ,从而揭示了立法上的权力和私法上的权利这对矛盾 ,以及权利和权力分别所对应的义务 ,这是对“法权”概念的重新诠释 ,实现了对“权”和“广义权利”认识的范畴化 ,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外法学界对“权”和“广义权利”的内涵、外延不能合理确定的问题 ,并从改善法学理论的状况入手 ,成功地打通了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同时 ,该书哲学思想比较宽厚 ,研究方法独具匠心 ,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崭新思路     

浅析权利与法益

权利与法益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以冲突的形式出现,因此要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权利与规范——《律师法》修改的两个重点

《律师法》的修改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在业内引起广泛讨论。《律师法》应该是一个权利法,即规定律师所享受权利及所承担的义务;同时《律师法》也应该是一个规范法,即规范律师及律师组织的行为。从这个意义说,权利和规范是《律师法》修改的两个重点。笔者就此发表如下浅见,就教     

传统社会弱势主体之权利救济浅析——以《七侠五义》为文本

本文以清代公案小说《七侠五义》为文本,以传统社会的权利救济为角度,分析了小说中涉及的多种救济路径。包括宗教式的还魂诉冤、侠客的仗义相助等,以及包公清官审判为典型的公力救济等。藉此来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救济提供探索和思考。     

“公众法感情”评析

公众法感情是指以理性的法律意识和本国传统道德文化为基础、以实现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为目的指向的情感诉求。它属于理性的法律意识,要求刑事司法应当首先尊重和遵循法律逻辑;它也是一种道德文化诉求,其作用机制根植于传统道德文化之中,刑事司法要注重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吸收。公众法感情与民意之间在主体范围、理性的内涵、利益性质等方面存在区别。     

精神权利保护的一种法哲学解释

精神权利最初源于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对尊重个人创作和个性的要求。德国的先验唯心主义和法国的天赋人权学说从人的主观权利和自然权利的角度论证了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并进而涉及到人的主观权利和作者人格的联系。19世纪这种联系扩展到作者和作品之间的一般联系,并被确认为作者身份所因有的最高人格权。但在精神权利制度化的生长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以降,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精神权利呈现弱化和软化处理的趋向,具有一种从纯粹的自然权利蜕化为某种制度安排工具的倾向。从权利制度化的角度看,这种趋向是对市民社会发展变迁的理性反应,对解决版权交易市场中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存在的紧张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食品安全法可诉性研究——以权利的救济为视角

《食品安全法》有许多创新和进步之处,该法从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出发,规定了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维护食品市场安全方面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赋予了市场主体各项权利。本文指出对食品安全法的可诉性予以完善,有助于市场主体真正有效享有食品安全法赋予的权利,切实有效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为权利而斗争——谈国人法律信仰的恢复

一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受到侵犯,侵犯了以后怎么办?答案恐怕只有两个,要么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退一步海阔天空”;要么上告经官,法庭上一见输赢。古代中国“王法”属于王侯将相,百姓有冤,往往“冤死也不告状”。于是,忍了、让了,最后算了。建国以后,国家连续进行了四个五年普法,总算中国公民有了法律意识,80年代、90年代初,公民对法形成了崇高的信仰,但近几年,民意调查显示,公民法律意识提高了,但对法的信仰却降低了,我们不仅要问,怎么会这样?我们     

法哲学视野下变性权利的期待与规范分析

变性问题不仅是医疗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易性癖者天然具有的独立、自由、利益和健康的价值,使其在法理上具备了变性的权利。因此,法律的回应就应当是规范变性手术并保护变性人权利,促进两性社会关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