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间受贿中"利用职权地位条件"的规范解读

“利用职权地位条件”是居间受贿犯罪实行行为的典型性构成要素，其与“利用职务之便”是互为分离的概念。“利用职务之便”中的“职务”是指“专项职务”，且利用者与被利用者应当存在隶属与制约关系；而“利用职权地位条件”是指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系异种职务，且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之间应当存在职权关系。离职人员“利用原有职权地位条件”，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之间原先是否存在职务隶属关系并不为要，但是必须是该离职人员对被利用者原先具有职权关系的影响。“利用职权地位条件”与“利用职务之便”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职权传递”的职权利用，后者是一种“职权本位”的职权使用。     

论认识的同构性和进化规律

现代自然科学呈现的一个普遍特征是系统之间的对应同构。科学认识活动就是主体与客体以及理论表述形式之间的同构映射。正是这种同构映射 ,才使认识成为可能。进化是世界演变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人脑这一高耗散结构自组织变异与外在世界同构对应的过程 ,是人脑系统自主进化的过程 ,整个过程充满着能动性、创造性     

文化的语言限度——美洲语言人文主义评要

在人类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美洲语言人文主义以其人类学的实践和语言相关性的思辩，给20世纪的文化研究以深刻的启迪。沃尔夫以美洲印地安霍皮民族语言的“事件中心”认知图式和“非虚拟空间性”为镜子，照出了各民族，尤其是欧洲民族的经验和认知的语言限度。沃尔夫的研究启示我们，语言体系和一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思想体系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唯有将文化和语言整体对待，长期地、历史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同构关系才有可能被发现。     

论人类认知的可能性及其机理

从人类认识的产生出发,通过对现代科学基础理论的哲学分析,可以得知人类认知的可能性在于整个世界存在着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同构映射关系,由此可以提出认识的同构性原理。而人类的认识机理则在于人脑这一高耗散结构自组织变异与外在世界同构对应的过程,即人脑系统自主进化的过程,整个过程是认识主体能动的创造。     

"德性"在民警执法中的效能

“德性”是民警执法过程中的心理基础,具有实现主体心灵秩序和社会人伦秩序的效能,不但能使民警在执法中趋向社会价值目标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且对社会大众具有感召力。因此,在新形势下要努力探讨民警“德性”养成的有效途径。     

"文如其人"与"潘岳现象"

文学创作是最不具有遮掩性的“欲盖弥彰”的“人格控制”活动,是最自由、最全面地表现创作主体的本质,最充分、最完满地展示其主体性的精神创作活动。文学创作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创作主体的主导性,呈现出“文如其人”的基本情状;同时也体现为创作主体的精神超越性,导致了“潘岳现象”的发生。创作主体的现实人格与其在作品中体现出的艺术人格有基本的一致性,也有某种程度的区别与距离。“潘岳现象”不是对“文如其人”的否定,而是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超越性的生动体现。     

论民俗与相关社会变量之关系

民俗是“民族精神的标记”,它与人类社会同步同构,随人类社会产生、发展而不断地变迁。民俗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民俗与社会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制度文化等具有一种互动关系。民俗把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和群体意识经过选择、凝聚和升华,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以一种超稳定的力量调解着文化的流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使个体经由道德内化达到对社会角色的认同。深入地研究民俗与社会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对发展先进文化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治"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法治”(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在本来的意义上 ,与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因为从历史上看 ,它的确立归根到底有赖于市民社会条件下个人与国家之间博弈关系的建构。就此而言 ,法治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大致说来 ,“法治”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它的基础是民主 ,而不是专制。这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最具前提意义的标志。第二 ,法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公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没有超越法律、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这体现为法律至上原则 ,即“…     

实践"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坚持人民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执政为民，从本质上体现了“三个代表”的最终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的高度统一。一、     

中国古代文论以人喻文的哲学意蕴及思维机制

中国古代文论中常把文学作品当作有生命的人来感受、品评,以人喻文,有鲜明的“人化”特征,具有一种天、人、文同构的关系。这是古人生命宇宙观的外在表现。这种以人喻文、“近取诸身”也是古人取象比类思维、整体同构思维、反身内向思维综合作用的产物。     

“四位一体”的村民自治新模式探析

“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是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主体、村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村务监事会为监督主体的新型村级治理组织构架。构建“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有利于消除村民自治中的不和谐因素，化解村官信任危机，促进村治组织架构中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要理顺村治新模式中“四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实现权力的相互平衡与制约，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完善与发展。     

论“和谐交通”的伦理关系及其调整

建设“和谐交通”是系统性的价值目标,需要研究交通主体之间(实体性主体与精神性主体)、交通客体之间(五大运输方式之间以及运输物质支持系统与自然生态)、交通主客体之间(人与物或交通软件与交通硬件)的基本伦理关系,并研究如何通过一系列调整优化,使之不断地从冲突走向和谐。     

性别与方法：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路径

在经验研究中常常会发现，女性学者偏好选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女性话题。通过比较国内外研究趋势发现，性别与研究方法偏好之间只是阶段性的相关；诸如父权制、消费社会、大众传媒等“想象的他者”是女性学者构建理论解释的重要切入点；而研究关系中，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情感剥削”与研究客体对研究主体的“权威依赖”，对于具有“天然优势”的女性研究者亦不能幸免，继而引发了对质性研究本土化及学者自省性的反思。     

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特殊行为体--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除国家以外重要的行为主体之一;在母国和东道国这两个宏观主体之间起着“粘合剂”的作用;国家间经济关系实际是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跨国公司不仅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加剧了同东道国之间的矛盾;使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呈现不平衡状态;跨国公司使行为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复杂化了。跨国公司在追求全球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正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自己的政策和策略。     

论建立健康和谐的"官际"关系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但部分领导干部之间的不健康人际关系则腐蚀干部队伍,成为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采取措施督促领导干部之间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于减少腐败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完善干部选拔机制、强化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和谐“官际”关系、遏制腐败的必然选择。     

图书馆“罚款”释义

在我国,罚款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图书馆不能成为罚款的主体,图书馆与读者之间形成的是合同关系,因此,图书馆有关规章制度中的“罚款”的性质是“违约金”。     

论杜夫海纳美学中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杜夫海纳美学思想反映了他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是一种“准主体”，强调审美主客体之间是二元合流的姻亲关系，从而消解二元对立，使主客体关系走向和谐；借助意向性思维，杜夫海纳将审美对象与审美知觉统一起来，并指出审美主客体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从而进一步明晰了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他还把知觉与想象视为使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得以贯通与融合的重要途径。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现了美学理论建构从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向，并给美学研究以方法论上的启迪和借鉴。     

企业"中心"与"核心"和谐的思考

国有企业“中心”与“核心”的和谐问题，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健运行。由于多方面原因，在“中心”和“核心”的关系处理上，尚存在值得重视和加以规避的现象或问题。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关注“中心”与“核心”的关系问题，是为了更多地思考和研究和谐环境建设的关键点，也就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     

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双元属性及地位之考察

作为当今各国社会中影响日益广泛和增大的“第三部门”或“第三领域”，社会公共组织在宪法上具有双重的属性和地位，这突破和改变了国家与公民双元的宪法主体结构及其相关的传统认识。在与国家的关系领域中，它具有个体性和权利性，是宪法权利的享有者；在与公民关系的领域中，它又具有公共性和权力性，是宪法权力的拥有者。在社会实践中，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二元属性，一要在分清不同关系领域的前提下予以坚持，二要梳理、协调好社会公共组织与国家、公民三者之间的宪法地位和关系。     

论"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使党成为“两个先锋队”的思想理论基础, “两个先锋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物质力量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党成为“两个先锋队”创造了必要的和可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