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部分修改的立法技术

自《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制定单行刑事法律和在民事、经济、行政等非刑事法律中规定附属刑法条款的方式来修改和补充《刑法》,迄今为止,共颁布单行刑事法律二十多个,在相当数量的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具有修改和补充《刑法》功能的附属刑法条款。但是,由于立法技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众多的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条款,显得纷繁复杂,不成体系;不少条款与《刑法》的有关条款相抵触或不协调,甚至这些补充或修改条款之间也存     

附属刑法相关问题探讨

附属刑法是规定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它与刑法典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补充与被补充、修改与被修改的关系,但它与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修改、补充刑法典的形式相比,具有较好衔接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节约立法成本的作用。附属刑法有依附型和独立型两种立法模式。对于补充、修改刑法典的附属刑法,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创制的非刑事法律中才能加以规定。刑法典的总则规范适用于附属刑法,除非附属刑法有特别规定。     

新刑法施行后土地附属刑法的效力与适用问题探讨

土地附属刑法亦称非刑事法律中的土地刑法规定,它是对刑法典的有益补充,是我国刑事立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法已经开始生效施行,无疑,这对于打击土地犯罪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新刑法未就原土地附属刑法的效力适用问题作明确的规定,而土地附属刑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某些规定与新刑法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使用起来有所不便。很显然,这一状况对新刑法与土地附属刑法的执行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避免、消除实际上的混乱,本文拟就其适用及其效力问题作些探究。     

单位犯罪适用罚金问题探析

在单位犯罪中,我国刑法对犯罪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同时适用罚金刑的规定是正确的,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对同一犯罪主体不能重复适用同一刑种的原则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并且,本文也对单位犯罪中犯罪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的界定问题进行了详细剖析。     

论无限额罚金刑之缺陷及扑救

所谓无限额罚金，指刑法典不规定罚金的数额，而由法官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的刑罚方法。无限额罚金与限额罚金、倍比罚金、日额罚金共同构成刑法中的罚金剂制度。新刑法对不少犯罪规定了无限额罚金。但无限额罚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待更多的研究和运用。本文拟对新刑法中无限额罚金刑的特征、无限额罚金之缺陷及补救作一点不成熟的探讨，期引起更多关注，一、新刑法中无限额罚金刑的特征综观新刑法分则对无限额罚金刑的规定，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无限额罚金涉及面广。在刑法分则中，对第三章至第七章中的一些具体犯罪规定了无…     

假冒专利罪客观方面研究

我国刑法第216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关于本罪的规定,采用的是简单罪状的规定方式。采取简单罪状规定的犯罪,一般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常见、多发的传统的犯罪,对这些犯罪的特征,人们凭生活经验不难了解,因而在立法上不必作更具体的描述,简单罪     

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构想

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构想薛瑞麟罪名①的规范化、统一化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刑法分则以及有关的分则性规范除个别场合外，一般不明示罪名，只规定某种具体犯罪的罪状，并使罪名隐含在罪状之中。在确定罪名时，需要对罪状所描述的犯罪特征进行概括、归纳、推...     

完善赌博罪立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虽然对赌博罪作了专门规定,但是该规定明显原则化,不能适应打击新形势下赌博犯罪的需要。所以,需要从犯罪主体、罪状结构和刑罚设置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赌博罪立法。     

论我国劳动犯罪的刑罚配置

[摘要]劳动犯罪与劳动相伴而生，刑法对劳动犯罪的规制是保障国家劳动管理体制正常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劳动犯罪的刑罚承担着实现刑法价值和劳动法价值的双重使命。我国现行《刑法》对劳动犯罪的刑罚配置上仍存在侧重科处自由刑而轻视罚金刑、对单位劳动犯罪的罚金额度规定不明确、劳动领域渎职犯罪的处罚轻于其它劳动犯罪的处罚、劳动犯罪的资格刑处罚空位等不足，故应在坚持刑罚的相应性和比例性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域外立法的有益经验，在劳动犯罪的刑罚轻缓化、罚金刑、资格刑、单位犯罪等方面完善刑罚配置。     

基金犯罪立法完善与构建——基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改

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新的金融犯罪也随之不断出现，基金犯罪便是继证券、期货犯罪之后的又一新型金融犯罪。我国《刑法》及《证券投资基金法》对基金犯罪的规定与彼此衔接上存在诸多不足。对其进行完善与构建，应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摈弃脱离实际的过度超前型立法，直接将基金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予以明确规定。同时将典型的、成熟且稳定性较强的基金犯罪规定在刑法典中，且在以后的“刑法修正案”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及完善。     

刑罚立法复审制度之提倡

有关刑罚的立法,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最为重要的刑罚立法。刑法在广义上含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也含刑事诉讼法典及其司法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刑罚立法,有些表现出与法治的基本准则不相一致的情况。要使刑罚立法真正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需要构建刑罚立法复审制度。     

《刑法》第356条之法律性质与适用问题

我国《刑法》第356条是对毒品犯罪的相关规定,刑法理论界对该条的性质是毒品再犯还是特殊累犯持有不同看法,导致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困惑。从立法意图、法律条文的表述以及该条文在刑法典中的位置来看,认为其是"法定的再犯"更为合理。对该条在数罪并罚情形中以及与《刑法》第65条发生竞合时如何适用法律,应该分析具体情况,适用不同法条。     

刑法典内的体系解释方法探讨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具体指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1〕体系解释不仅在理论层面有利于作出妥当的解释结论,而且在实践中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因此,对刑法典内的具体法条进行体系解释,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在实践中,具体刑法条文中的相同项、并列项、空白项的体系解释面临一些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     

论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对法定刑模式的要求——以抢劫罪为实例的研究

在中国刑法规定中,不但规定犯罪的基本行为,同时规定犯罪成立的量的要件,后者即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这种立法模式有积极价值,也有消极影响,甚至带来多罪刑阶段加重减轻事由与法定刑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要解决有关问题,应该在法定刑上运用多罪刑阶段之间的交叉式规定模式,并在立法技术上体现出立法公正的要求。     

论刑法解释目标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抉择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通过对刑法规范的解释所应达到和阐明的法律意蕴,其既是解释的理想境地,亦是评判解释结论的标准,直接决定着刑法解释的总方向。学界在解释目标的确立上历来存在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的论争。不同的学说有着殊异的缘起背景与理论根基。基于立法原意的模糊性和不可探明性,客观说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相符性,加之刑法文字含义的开放性和变动性,在我国现有的国情和解释体制下,客观说应是合理的刑法解释目标。     

浅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缺陷与立法完善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加的罪名,在法律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加强对证据的刑法保护,从刑法条文对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入手,探讨该罪立法上的缺陷,建议完善该罪的罪名和罪状;同时,基于刑法人性化的考量,亲属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不应构成犯罪。     

目的犯研究

目的犯是一种没有特定目的便无法构成特定犯罪的一种犯罪形态,是以超过的主观要素为罪责要素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既存在法定目的犯的规定,又存在非法定目的犯的规定。目的犯的目的在我国目前通行的犯罪论体系中是作为与故意并列的犯罪主观方面的一个构成要素而存在的。对目的犯的一些特殊犯罪形态的研究,对刑法理论的充实和司法实践的指导均有重要作用。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严密金融犯罪刑事法网的学理分析

各国金融刑事立法通过使用堵截构成要件、弹性构成要件、犯罪处罚早期化、增补新罪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严密刑事法网利于强化刑法的不可避免性,但容易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产生冲突,从而淡化对个人权益的保障。     

《唐律》与现行刑法之共同犯罪比较研究

《唐律》体现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水平。《唐律》对共同犯罪的立法模式渗透着鲜明的身份等差思想 ;其共犯类型复杂多样 ,规定了混合共犯、胁从犯、同时犯、教令犯及实行过限。比较分析《唐律》和现行刑法对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 ,是探求当代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