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动态性与阐释的无限性--孟子诗学再解析

“以意逆志”以“知人论世”为前提,以“知言养气”为基础,读者、作者和作品、世界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运动系统造就理解的动态性和读者对文学阐释的无限多样性。孟子诗学思想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范式,充分显示了它的生命活力。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郑玄诗学的宗孟倾向

汉代后期,治《诗》者甚众,最终却以郑玄《毛诗传笺》盛行于世,齐、鲁、韩三家诗式微,毛诗独尊而告终。作为奠定毛诗独尊地位的关键性人物郑玄,其诗学主张、治诗方法、诗学著作等各个方面,均体现出了明显的承袭孟子诗学的痕迹。前贤对此虽有涉及,但惜之浮光掠影、未见深入。然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理清汉代后期诗学发展的渊源脉络,同时也有助于对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重新审视。     

中西诗学范畴比较之我见

中西诗学范畴比较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常见路径,但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研究没有着眼于问题、解决问题而流于概念形式化的简单、机械地异同比较。中西诗学范畴比较的学理本质在于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要始终贯穿问题意识、体现比较理由和正确地把握"共同诗学"的理论要义。     

论五代时期闽国诗学的历史地位

五代闽国时期是福建诗学传统确立的一个奠基时代。这一时期,闽国诗学得到了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以王延彬为核心的诗学集团;《泉山秀旬集》等书的编纂代表着地域诗学意识的萌芽;同时有徐夤、黄滔等人的宗尚晚唐或宗尚盛唐、中唐诗学理论的构建。闽国诗学的发展为宋代福建地区诗学的隆盛拉哥了帷幕。     

从人性论看孟子、荀子的治国路径

在中国古代 ,可以说治国主要就是治人 ,治人的前提是要知人 ,因此人性论就当然地成为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的不同预设和认识的解读 ,可以看出其论者各自不同的治国理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儒门中人 ,但二人在人性论上尖锐对立 ,孟子提出性善论 ,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而这种治国路径选择上的不同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     

语言诗学的研究视阈与理论构建

语言诗学成为独立研究方向具有学科合理性。语言诗学是一个具有广阔独立研究领域和长期的研究实践的研究门类。本论文过通对东方、西方的诗学研究领域的框定和理论的梳理整合来试图共建语言诗学的理论体系,并且用具体研究的范例进行说明语言诗学的三种研究模式：技术性、哲学向度和交互性的研究,探索语言诗学的发展方向。     

诗学对话与文化输出--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余论

泰戈尔诗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与 西方诗学的对话。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学习借鉴、文化输 出、比较研究和反思批判等,都是对话,其中的文化输出既 是反对文化殖民化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表现,又是实现东西 方真正对话的诗学追求。这样的文化输出所体现的文化 “送去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主义。     

论柏拉图与孟子政治哲学的异同

柏拉图和孟子作为人类文明的导师,古希腊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元典型人物,二人的思想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各自文明的品格、旨趣和特质。在二人宏大的哲学体系中,政治哲学不仅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且也体现出不谋而合的相似性和泾渭分明的差异性。在这些相似性与差异性当中,我们既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共识,也看到了东西方文明在思想源头处就产生了路径的分野。通过对二人政治哲学的比较,我们可以洞见东西方文明的共识与差异。     

跨文化诗学之桥:厄尔·迈纳的“普世诗学”

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旨在建构“普世诗学”。为此 ,厄尔·迈纳探讨了建构“普世诗学”的通约和原则以及具体的研究路径。“普世诗学”的建构既是西方比较文学发展的结果 ,也是西方全球化进程中“普世主义”、“世界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当代全球化的进程 ,文化冲突的加剧和诗学民族主义情结的滋长 ,“普世诗学”的建构虽然面临语言、诠释等困难 ,但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普世诗学”终将建立。虽然厄尔·迈纳最终未能建构一个清晰的“普世诗学”体系 ,但是 ,比较诗学研究的普世性目标是不容置疑的。     

孟子的“善治”思想研究

孟子的善治思想是指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有关社会政治活动所应遵循的价值精神思想。他从人的内心亲证善端,并以推广内在善端的方式来论证人性善,为善治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以追求“仁政”为最高行政目标的善治理想为统治者提供了善治的基本规范;他追求以“养浩然之气”为基础的道德自律,主张清心寡欲、改过自新、道德磨砺等修养方法。     

孟子与普罗泰戈拉人学思想之会通

孟子和普罗泰戈拉人学思想有其会通之处:孟子的“人性皆善”的思想与普罗泰戈拉的“人皆有美德”的思想会通“,万物皆备于我”的理论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论会通,深入研究这些会通,可以加深对中西哲学融合贯通的理解。     

商鞅与孟子治道思想比较

商鞅与孟子的治道思想都以“王天下”为终极目标，但在思路与实现路径上却大相径庭。商鞅主张实行法治，以建立“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社会秩序，主张经过战争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孟子则主张推行“仁政”，反对战争。二者相结合而构成了传统社会“阳儒阴法”的治道思想。     

论孟子的生命观

孟子以道自任,既有为百姓养生送死的现实关怀,也有让自己舍生取义的超越境界,更怀有非宗教意义上的救世情怀。舍生取义是孟子生命观的核心主线,以身殉道是孟子生死观的超越追求,尽心知命是孟子生命观的道德践行。孟子生命观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从容面对死亡,试图通过道的永恒实现生命的不朽。孟子坚信:只有将生死与道合一,才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中探索出超越的方式,构建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但是在实践中,孟子生命观由于道德理想过高,也遭遇了发展的困境。     

孟子邦交思想与企业竞争之运用

孟子向齐宣王提出的两种邦交方式,即仁的邦交方式和智的邦交方式,对企业竞争的思想形成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仁的邦交方式有利于指导大企业与其它企业在竞争中相处,智的邦交方式则对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的相处中生存和发展。而大企业不宜采用智的邦交方式,小企业也不宜选择仁的邦交方式。并且,孟子的邦交思想是一种竞争理念,是从战略层面提出的,具体怎样应用和落实,需要企业灵活掌握。     

郑珍韩愈诗研究的诗学旨归

郑珍韩愈诗研究中体现了他在古典诗歌面临衰微的状况下进行的诗学思考。在其韩诗研究中,他极力维护韩愈儒家人格修养以巩固宋诗派诗论基础,强调韩诗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以调和个性与传统诗教的关系,通过训释析解韩诗以展示学人诗的艺术魅力。     

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当代踪迹

作为将女性主义引入诗学的第一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各个维度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诗学中都能找到踪迹。她设定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基本框架并开辟了通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女性主体意识两条主要研究道路。即使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诗学道路上也可见伍尔夫的影响。     

世界浪漫主义文学诗学观念比对研究——以华兹华斯与雪莱诗学观念为考据

虽然华兹华斯与雪莱同是浪漫主义运动中涌现出的伟大诗人,他们在英国国内外各领风骚,然而在诗学观念方面他们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些分歧源于他们不同的学养和境遇。以往,评论家常以浪漫主义这个大术语一以概之,但是,厘清他们之间的差异对于深入地理解他们各自的理论特色有着深远的意义。因此,本文从诗歌的起源论、诗歌的性质、诗人的地位、诗歌与科学的关系以及诗歌的社会功用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华兹华斯和雪莱的诗学观念的差异,并探讨了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而揭示出:在诗学观念上,浪漫主义者并非众口一声,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诗薮》的诗学研究述评

胡应麟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其诗学专著《诗薮》是一部体制意义与理论意义兼备的诗学著作,在明代后期诗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人们对《诗薮》的贬抑多于褒奖,尤其以明末清初钱谦益的评价最为典型,对后世的负面影响也最为明显。我们将历代对《诗薮》的诗学研究分为两大时期进行综述,并提出一些可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音乐文学系统和诗学系统的裂变与交融

纵观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音乐文学系统和诗学系统两极徘徊的,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无不经历了从民间音乐文学(或源于民间音乐文学)向文人诗学的转变。诗学系统具有强大的“吸附力”,总是能“迫使”原本游离于诗学系统之外的音乐文学作品回归中正和平的诗学轨道,会由最初体裁与传播形式的裂变最终从功能上回归到诗学阐释的本位,承载起“诗言志”的重任。而当这种“回归”完成时,最初音乐文学系统之“缘情”、“歌其食”、“歌其事”的功能又将由新的体裁样式承担。中国诗歌发展史就是一部音乐文学与诗学两个系统不断地循环往复、互为促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