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何以安康？青年流动人口的住房获得与健康不平等

住房作为青年流动人口跨越户籍排斥,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对改善自身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调查数据,探讨了住房获得对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住房获得对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无住房的青年流动人口相比,自有住房青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更高,并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二是从影响机制来看,自有住房不仅能够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使其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而且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流动风险与不确定性,降低超时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对其健康具有积极的改善作用;三是与小城市和西部地区相比,大城市和东中部地区住房所依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多,对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改善作用更大。     

青年中间阶层住房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研

在当下中国社会,住房成为了青年中间阶层在都市生活中面对的主要压力之一,住房既在客观上影响其生活方式,也在主观上影响其生活感受。为了研究住房产权、住房消费、住房条件等住房状况与青年生活幸福感间的关系,特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构建认知取向和情感取向模型,对幸福感内部结构要素进行细致分析,以最终揭示住房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从幸福感总体模型来看,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中间阶层总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住房产权对总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消费压力则会显著降低幸福感,住房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曲线关系。从幸福感结构分析模型来看,住房因素对于情感取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住房状况主要通过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地位认知来对幸福感产生作用。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职业获得——在天津市TD电子工业区的实证研究

利用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职业获得的相关情况发现：他们在面对大型的现代企业和外企求职时，由于存在公共信息渠道不畅、就业制度壁垒、职业中介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很难从这些正式支持网中获得满意的支持；家人的支持“远水”解不了“近渴”，亲友同质性过高，效用递减，故非正式支持网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因此，他们必须从自己新构建的社会网络中获得求职上的帮助。     

消费信贷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基于湖南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研究了消费信贷对湖南省14个州市经济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省角度来看,住房消费信贷、汽车消费信贷和助学消费信贷对经济均有正向影响,但三类消费信贷对各地区经济影响程度的差异甚大。住房消费信贷和汽车消费信贷在促进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导致地区与地区间的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助学消费信贷对落后地区和较发达地区经济的影响弹性不同,其发展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     

996在职青年的超时工作及社会心理后果研究——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形形色色的996工作制现象折射的在职青年超时工作问题,是当前劳动力市场讨论的焦点,厘清在职青年超时工作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社会心理后果,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全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超过一半的在职青年存在客观加班,四成主观感受到加班,但近三分之一是被迫加班,四成是无偿加班。超时工作在男性、教育程度较低、资源与劳动密集行业、外资合资企业的在职青年群体中最为严重;但知识技术行业、非生产人员、非外资单位中无偿加班比例更大。工会降低了客观加班和自愿加班;签订劳动合同强化主观加班和有偿加班。工作自主性对减少主观加班和强化自愿加班发挥积极作用,工作生活空间一体化引诱在职青年自愿延长工作时间。在职青年的加班同样遵循经济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超时工作尤其是无偿的、非自愿加班显著降低在职青年的幸福感、获得感(职业获得)、安全感(身心健康安全)。     

台湾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各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台湾"主计处"23个县市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用Haus-man Test检验固定效果和随机效果,并用Arellano-Bond动态面板数据估计方法解决模型的自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全台湾各县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有显著差异,深受产业发展程度、出生及死亡情况、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表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净迁移率都对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业就业者比例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正。为缓和老龄化问题,必须在经济、文化、卫生与社会福利各层面通力合作,追求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职业获得--在天津市TD电子工业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天津市TD电子工业区制造业流水线上的青年农民工的实际调查研究,运用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他们在面对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和外资企业时,其正式支持网和非正式支持网在职业获得过程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进而探讨青年农民工就业支持网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推进相关研究.     

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长沙市的实证调查

对湖南省长沙市301名青年农民工的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处于相对贫乏状态,在社会职业地位等级上处于较低层次。人力资本偏低和社会制度缺陷,是导致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的重要原因。     

提高工资还是减少加班?当代青年工作满意度的体制差异

理解当代青年的工作满意度形成机制对于实现高质量就业、增强获得感具有深刻的意义。工资收入和加班行为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两个重要因素,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体制分割带来的绩效主义和权益保护方面的差异,分析了二者对当代青年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收入和加班行为对于当代青年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提高工资更有利于增加体制外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减少加班更有利于增加体制内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并且无论是自愿加班还是非自愿加班都会影响体制内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上述研究发现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劳动就业领域中较为重要的员工激励、加班等问题。     

天津城乡结合部青年就业问题研究——基于天津杨村、姚村的实证调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乡结合部青年的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课题组通过实证调查并分析发现,目前城乡结合部青年在就业方面主要存在求职期望值偏高、就业市场用人不规范、劳动者职业技能不足、政府现行就业政策不够完善、工作单位性质单一等问题。最后,结合调查结果和相关文献资料,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与建议,主要包括健全职业教育、鼓励自主创业、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保障就业者合法权益、提高就业者素质、革新就业者观念等相应的解决对策与建议。     

体育锻炼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差异及路径分析——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体育锻炼具备多重社会价值,对个体的认知及非认知能力均可能存在积极影响,投资于青少年体育锻炼就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文章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探究了体育锻炼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提升青少年的学习毅力、积极情绪、学校融入及开放能力,引入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2）体育锻炼在提升青少年的开放能力方面存在“天花板效应”,对其学习毅力、积极情绪和学校融入的影响则存在“培优补差效应”;（3）体育锻炼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以父母、同伴及自我三个维度为路径,能够提升亲情质量、好友数量、与父母和同伴的体育交往以及未来信心,进而提升青少年各项非认知能力。据此,文章提出切实保障青少年课内课外体育锻炼、将体育锻炼融入“双减”政策要求、重视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构建以及提升学生未来信心等建议。     

住房流动、父代资助与青年群体的阶层分化——基于北上广青年群体的实证分析

作为住房市场化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群体,80后、90后青年群体内部住房分层秩序较其父辈而言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北上广等大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使得购房需求与压力并存的青年群体面临的住房问题愈加突出。基于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本研究对北上广三地青年群体的住房分层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考察。分析结果发现,大城市居民跨阶层购房现象突出,且购房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对住房居住功能之外附加价值的考量、婚姻以及投资意识等多方面因素都是该现象出现的重要驱动力;青年群体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群体内部的住房与财富不平等将随房价的上涨而进一步加剧;此外,父代资助已成为青年群体住房资源获得的重要途径,在青年群体中,父代给予子代购房资助的现象普遍,且资助比例较高,父代资助水平的不同塑造了子代在住房和财富上的先赋性资源差异,且将对社会流动产生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建构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和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带来的城市房价上涨,青年人住房压力剧增,“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问题严峻。如何有效保障青年基本住房需求是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变迁理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特点、动力与机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经历了“城市住房保障体系‘边缘’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9年)”以及“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供给增加且迈向‘优先’阶段(2010年以来)”。青年住房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城市青年社会形象建构转向积极和正面的结果。城市青年住房政策以及青年形象的转变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长期互动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的发现将有利于丰富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理论,并对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住房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背后的变迁逻辑、动力与机制,从而从政策设计层面探讨解决青年住房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

人力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偏低,且受人力资本的显著影响。对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有着显著影响的有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对职业收入水平有着显著影响的有年龄、文化程度和来源地;对职业稳定性有着显著影响的有年龄和务工年限;对职业发展机会有着显著影响的有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建立一整套中国特色的青年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是提升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质量的关键。     

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新就业大学生留沪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上海1104份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景理论视角研究了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非沪籍新就业大学生留沪意愿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于非沪籍新就业大学生的留沪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新就业大学生的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值越高,越倾向留沪。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不同个体特征的非沪籍新就业大学生的留沪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26~30岁、独生子女、已婚、家乡位于地级市及以上、毕业于上海的非沪籍新就业大学生,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其留沪意愿的影响越明显。因此,建议根据新就业大学生不同发展阶段的住房可支付能力水平及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住房保障政策,帮助该群体解决住房难题。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获得感?——基于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与社会地位的调节

新时代下,作为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系与增进居民获得感已成为衡量人民受益发展、政府施政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测量数据,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缕析公众参与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逻辑。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参与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知间接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当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层时,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受社会地位的调节。因此,激发公众参与意愿、拓宽参事议事渠道、形塑社会公平感知、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等均可成为新时代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创新路径。     

跨境安居何以可能——基于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购房实证研究

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跨境惠民政策措施,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以香港青年跨境购房为切入点,分析影响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和福利措施提高了香港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意愿,但由于行政管理系统在基层缺乏衔接机制和配套公共服务,香港青年难以融入内地生活;亲朋、同乡、校友等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失,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的跨境生活提供支持与援助;拥有良好经济条件和内地社会关系的香港青年更容易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研究认为目前跨境惠民政策主要在“进入”环节着力,而对“适应”环节关注不足,形成了“经济机会驱动、社会网络支援”的迁移模式,对社会阶层较低的香港青年群体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吸纳更广泛的香港青年,研究建议,应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完善政策支持系统,弥补政策短板。     

社会福利水平地区差异衡量——基于广东21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从经济指标、社会文化指标以及环境资源指标等方面,利用SPSS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广东21个地级市的福利水平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整个广东的福利水平分布呈"扇状"分布,珠三角所在的圆心角位置福利水平最高,然后向扇形的各个方向福利水平逐渐下降,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福利水平的分布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认清广东不同经济区域福利水平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应加强对低福利水平地区的支持,缩小地区差异,为实现"幸福广东"以及普惠型福利社会建设而努力。     

量减质升：青年就业状况变化及分析（2006—2021）——基于CSS的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CSS调查数据,分析了2006年至2021年青年就业变动情况,发现青年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就业质量却趋于提高,其变化既有经济社会等宏观因素影响,也有青年就业意愿和择业选择的变化。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15年及之前青年就业质量提高的原因能够被人力资本要素变化所解释,2017年之后则更多是制度红利和选择性就业的结果,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依然存在,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