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安倍政府对美政策及其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时期,安倍政府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层面的对美政策调整背后,蕴含着安倍政府试图实现安倍晋三个性化执政理念、对冲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和制衡中国、朝鲜“安全威胁”三重动因。尽管2021年前后日美两国均迎来了首脑更替,但由于后安倍时代的日美两国在制衡中国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因而岸田文雄政府将基本延续安倍政府规划好的既定路线,在积极配合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尝试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与战略自主性。受此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中日关系可能再度呈现“政冷经凉”的局面。鉴于此,中国需要采取积极举措妥善处理对日、对美关系。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评析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能源主导”政策,本质上是将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乃至领导力。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将能源主导目标转化为多项举措:在国内政策层面表现为“为油气松绑”,积极鼓励化石能源生产;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促油气外销”,积极扩大化石能源出口,同时,“以油气为筹码”,在实现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目标时频繁借力能源工具。特朗普推动“能源主导”议程时,在国内主要依赖于联邦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在国际事务中则体现出较强的地缘政治属性。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在化石能源生产与出口、能源安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将能源作为对外政策工具以增强美国影响力方面则效果不明显。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再分析

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特朗普政府生物防御战略评析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大国竞争”下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特征与走向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非政策虽然基本上因循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非路线,但却更突出“大国竞争”的意味。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目标是维持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强化与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中“大国竞争”的意涵,但更多依靠多边组织和盟友来强化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实行“价值观外交”,继续维持附加政治条件的对非援助。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拜登政府执政后,从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的考量出发,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其核心目标是采取更加精巧的方式深化大国竞争,将推进美国国内政策议程、提升美国自身长期竞争力与美国的对外战略深入结合,在应对跨国性挑战的进程中增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同时打造针对中国等对手的新的战略优势。美国还借助所谓“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叙事,实施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外交,将意识形态因素与经济、技术、安全等领域的大国竞争紧密挂钩。为扩展针对中国的多边阵营,拜登政府注重拉拢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非民主国家”。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面临一系列深刻挑战,如政策连贯性受限、资金投入不足、美国和盟友存在利益冲突等。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僵局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     

拜登政府网络空间战略探析

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通过全政府、全社会的动员模式,拜登政府力图提升国内网络安全水平。对战略对手的打压和以意识形态为纽带纠集盟友是美国政府的关注重点。美国调整网络空间战略希望达到多重目标,包括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及其在网络空间的影响、遏制俄罗斯在网络空间的影响、提升美国自身的网络威慑能力,以及发挥盟友与合作伙伴的潜力等。拜登政府的战略调整将对国际网络空间产生深远影响,表现在供应链和标准领域的“脱钩”、网络空间大国博弈加剧、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受到掣肘,以及网络军备竞赛升温。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更注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美国强调数字空间“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斗争,力图用西方价值观引导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技术标准的发展。然而,强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将破坏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并对数字时代的全球科技进步和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特朗普政府核政策评析

特朗普政府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军事竞争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核力量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与核安全面临的"头号威胁"。特朗普政府对冷战后的美国核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增加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再承担国际防扩散义务,并对特定国家实施"定制核威慑"。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核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依靠核武器确保美国霸权、通过核武器向盟国提供延伸安全保障,以及选择性地实施防扩散的做法,在极大地导致核军备竞赛、刺激核扩散的同时,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这是对国际战略稳定的破坏和挑衅。为此,国际社会进行了斗争,以降低核武器使用的风险。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核态势依然十分严峻。     

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基轴与变量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美国贸易协定政策评析——基于对USMCA、美韩FTA等贸易协定政策的分析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在"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主导下,美国将"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作为其贸易协定政策的直接目标,在此目标导向下实施了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FTA,启动美日、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等一系列政策活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政策及其实施增加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扰乱了汽车及零部件等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加剧了国际投资环境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对过去70多年来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框架构成严峻威胁.拜登上任后,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政策倾向有明显扭转,并有延续的意图.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生效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可美墨加协定作为美国新政府未来贸易协定谈判模板的地位,且从其加强与友邦和盟国合作的贸易政策导向来看,拜登政府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生效的美墨加协定、美韩FTA 2.0、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合作深度,大力推进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及其政治与政策影响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共和党重掌国会众议院多数、民主党维持国会参议院多数、两党在州长层次更加平衡的结果落幕。本次选举仅实现了部分符合历史经验的有限的民意回摆,经济通胀议题对民主党的负面影响被堕胎权争议部分稀释,而前总统特朗普的高调介入也缓解了拜登政府执政不佳对民主党选情的拖累。本次中期选举之后形成的“分立政府”将推动国会众议院两党领导层的变动,反映出两党政治在区域主义意义上的发展趋势,并为2024年大选周期拉开帷幕。本次中期选举将对拜登政府内外政策形成较大影响。在国内政策议程被阻碍或修正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可能更加急于寻求在对外事务上展现领导力。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党主导的白宫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的共同参与极可能导致当前分歧的复杂化,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大风险与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上台与亚太安全局势的新挑战

特朗普政府即将上台，世界与地区局势正在遭遇冷战后前所未有战略不安全感。作为2016年全球政治中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的当选和就任很可能引发美国外交历史上“非精英主义”的政策选择。特朗普的反全球化言论、对“一中政策”的挑战、威胁要对华发动“贸易战”以及效法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的狂热，必然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     

“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美国贸易政策嬗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政府“公平、对等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都表明美国贸易政策的落脚点正逐渐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本文从选民及利益集团、产业地理政治、要素流动三个视角出发,将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纳入考察,以此来解释美国贸易政策的嬗变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部分中产阶层、劳工阶层、贫穷劳工阶层是主要利益受损者。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地区经济利益的变动,导致牵涉党派利益的政策决策者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不仅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还要兼顾受损经济阶层的利益诉求。本文借助吉尔伯特模型对2009～2021年美国贸易政策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共识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发生嬗变。这是影响美国选择不同贸易政策的主要因素。     

特朗普政府北极事务“安全化”政策及其实践

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政策秉承"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将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视为对美国的"挑战",否认气候变化是导致北极问题的主要因素。基于此种认知,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政策特别注重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的维护,对北极事务进行"安全化",注重加强美国在北极地区的能力建设,但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则明显滞后。特朗普政府的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北极事务的国际合作,为北极治理增添了地缘政治竞争的色彩,不利于北极事务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