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实践形态与优化策略——基于云南省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以流域为典型代表的生态资源富集区通常面临“两线三区”等绿色门槛约束，资源开发受限、资金投入过高，地方财政普遍面临“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已有关于流域治理研究大多是从“输血”的角度进行探讨，少有研究聚焦流域本身的生态价值，探究如何激活“造血”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多部委联合印发的《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也明确指出要“推进生态系统碳汇交易”。作为流域治理的典型、生态系统碳汇开发的重点，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实施多维系统治理和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以此打通生态系统碳汇的“巩固—提升—转化”通道。本文提炼了“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出要把“自上而下”目标和“自下而上”参与结合起来，从理念转变、政策优化以及动力转换等方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使地方发展摆脱“输血”依赖，激活地方“造血”功能，促使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接诉即办”：朝向高质量为民服务的基层治理创新

“接诉即办”改革是以群众诉求为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也是探寻基层治理问题解决路径的有效方式。“接诉即办”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高质量为民服务,本质上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从实践来看,“接诉即办”在诉求办理、绩效考评、主动治理和多元协同等方面面临现实困境。基于此,为达成高质量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目标,优化“接诉即办”改革需要疏堵结合达成“减量提质”新目标、回归绩效考核的基本价值追求、“向前一步”探索主动治理新路径以及整合利用内外联动合作关系。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心工作下沉:基层治理结构的重组及后果北大核心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资源、任务与监督密集向基层社会强力输送。为了回应基层治理的需求,基层政府出现了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与中心工作制相比,中心工作下沉中的权力配置、组织结构、动员机制与考评机制等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其结果是从科层动员机制发展成为科层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复合机制。基层政府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展现了新时代以来基层政府面对组织任务与组织资源张力情况下的主动调适与机制创新。基层政府希冀通过动员和整合乡村资源来回应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完成国家渗透的任务。然而,中心工作下沉也导致了基层形式主义的意外后果,出现“忙而不动”式执行空转、“甩锅”式任务与责任转移、“重完成轻质量”式信息汲取扭曲。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演进路径与创新趋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实现了从人民自发的创新治理到党建引领的合作治理、从社会治安的技术治理到社会安全的全域治理、从共同利益凝聚到共同意识塑造的转型,其突出的实践成效是帮助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大治”局面、构建了社会共治的中国模式。在新征程中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新使命新地位,为此要进一步创新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实现与领导干部自上而下地接访群众的制度的有机融合,构建起基层治理的闭合循环;加强基层社会的能力建设,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基层社会;等等。     

“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的挑战及优化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一肩挑”制度的出现受国家与社会双重因素影响。不同时期村支两委关系随国家对农村工作定位不同而变化。根据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定位，村支两委关系经历了以村民自治、上传下达、服务村民、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四个阶段。新发展阶段下，从聚焦提升治理能力角度而言，“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着人才资源短缺、能力嵌入困难、权力监督难等挑战。为了更好地将党建统领优势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优势，全面提升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基层应创新人才选拔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人才监管保障机制，解决“谁来挑”“如何挑得稳”“如何挑得好”问题。     

“三高四新”战略背景下湖南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应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湖南省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治理体系经历初步发展—快速发展—创新发展阶段，目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存在着前沿科技创新治理战略性目标不明确、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对前沿科技领域产学研创新主体缺乏系统认识、创新治理体系中政府治理约束性过强以及创新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基于湖南省现有的资源配置机制，构建和完善湖南省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治理体系，对于提高创新治理效能，贯彻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边疆多民族社区“嵌入式”机理与治理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进城，不仅从原有熟悉的生活场域进入陌生的生活场域，而且使城市社区呈现民族成分增多、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长等特点，各民族语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构建成为重要议题。论文通过追溯1987年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城市民族工作会议政策管窥社区民族工作的演进逻辑，强调多民族社区“互嵌式”治理的重要性，分析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依据，探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路径。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一项研究框架

伴随"放管服"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进,必然对社会治理创新产生影响,社会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理应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借助于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框架。分析2016年至2019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发现,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治理方式、管理服务下沉、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加强乡村治理等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与范畴。将这些特征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蕴含进行关联性思考,可见社会治理创新与"放管服"改革具有明显的理论契合性,从简政放权、健全制度、优化服务等三个核心维度能够建构一种社会治理创新的可适性模型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政府规模适度性探析——一个“治理”的视角

政府规模的循环膨胀弊端 ,有其内在深刻原因。从“治理”的角度看 ,要保持政府规模的适度性 ,创新政府理念、廓清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 ,就成为标本兼治的路径选择     

规模与韧性:城市风险治理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我国的城镇化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人口和资源快速积聚到少数特大超大城市的格局与趋势，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考验，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应急治理现代化建设。城市治理韧性有赖于国土空间的合理规划，以及在此基础上公共设施、服务与资源的科学而公平的配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环境下，必须以国土空间优化布局为抓手，推动公共设施、服务与资源在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合理配置，以安全韧性理念引领城市建设和治理，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促进韧性城市构成要素之间的均衡发展，因城施策提升城市韧性治理能力，从而强化国家和社会治理韧性。     

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CAS理论框架

CAS理论对于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的构建和发展具有方法论意义。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在适应基层社会需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中刻画出聚集性、非线性、要素流和多样性的典型特征。基于CAS理论,分析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中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机制的构成与运行机理,并尝试从创造公共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和持续赋权增能三个方向进一步审视系统发展路径,以期为提高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提供实践思路。     

责任分立与责任超载：县域治理视角下乡镇避责的生成逻辑

作为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突出现象,乡镇避责已经成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关切的重要议题。基于对川西D县的田野调查,并借助“责任—资源—行动”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使得县乡之间的责任体制在由保护型发展为分立型的同时,也导致大量治理任务下沉到县域。而为完成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县级政府往往利用其上位优势,将事务进一步下沉给乡镇,但这种事务下沉以责任动员为载体,并没有伴随相应的资源赋能。对于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掌控,乡镇均处于劣势,由此导致乡镇“责任超载”。为规避潜在的政治责任,乡镇政府不得不采取如下策略,如问责“模糊化”和“弱者的武器”等。破解乡镇避责难题,需要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对县域治理改革进行纠偏,以真正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