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亚非会议政策再探讨——基于东亚冷战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冷战的特点是美国着力组建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而中国通过落实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力图突破美国的封锁。亚非会议成为中美两国冷战角力的焦点。美国对亚非会议的政策有两个基本点:第一,美国不公开反对召开亚非会议,但鼓励所谓“温和国家”与会,以间接发挥美国对会议的影响力;第二,全力阻止会议发起国做出邀请中国与会的决定。在行动没有奏效的情况下,转而要求自己的盟国代表“自由世界”发言,尽可能限制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的影响。会议开幕后,美国没有对周恩来提出的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给予积极回应。会议结束后,美国逐渐认识到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在会议上取得了成功,但仍然未能促使它改变遏制、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国际体系失衡背景下美国的“大战略”论争

随着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失衡,美国国内就美国“大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在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深度介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仍然能承受霸权的成本,并且深度介入能给美国带来可观的安全收益和经济收益;战略收缩的支持者则认为,为应对权力相对衰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应该减少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收敛霸权抱负,以实现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的平衡。当前美国的对外战略论争隐含着“美国仍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假定,这种支配地位能给美国提供不同的战略选择;同时这也隐含着“霸权衰落后美国该怎么办”的战略焦虑,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谋划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美国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也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美国霸权想象下的中国“大战略”——《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评介

拜登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的新著《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引发美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该书基于美国霸权想象构建中国“大战略”,声称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采取钝化、建制与全球扩张战略,以便实现所谓取代美国霸权秩序的长期目标。从美国政府尤其是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动向来看,该书已成为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南”。评述该书的弊端与不足,不仅有利于理解当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之根源,而且有助于把握和研判未来较长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致走向。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从外交到移民——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转变分析(1948~1957)

“滞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冷战初期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两国在围绕其去留的反复较量中,美国的政策变化不仅是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为满足其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国留学生与中共的跨国政治联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府在争取滞留人士过程中的方针策略。此外,部分滞留的中国留学生转化为永久定居美国的移民,在美国移民政策中创造了诸多“先例”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此后旅美外籍留学生申请永久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论析:“聚合安全”视角

美国的亚太政策正处于转折关头。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所构建和实施的"再平衡"战略虽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但在亚太不断演进的地区情境中仍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第二任期内,基于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及美国与该地区国家关系的重新评估,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精心改造,赋予其明显的"聚合安全"特性。在"聚合安全"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将继续保证其双边安全承诺,并更多地通过筹划或参加地区多边机制和多边创议的方式来发挥其主导性作用。这种从双边优先的传统立场转变为双边及多边并重的战略安排,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下美国保障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现实可行的选择。     

美国大战略的浮动性和适度性——读《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

大战略是政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简言之,大战略具有全局观念和宏观目标,通常预示着     

“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的中国观

乔治·凯南是美国冷战初期遏制战略的缔造者和苏联问题专家,曾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他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期间。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缺乏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凯南眼中的中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却是一个自大排外自私冷酷又不讲原则的古老民族。这种负面的中国印象直接影响了乔治·凯南对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定位以及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乔治·凯南的文化教育背景、好友小约翰·戴维斯的影响及其信奉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是影响他的中国观的主要因素。     

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与冷战--兼论冷战的知觉错误与过度防御心理

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是深受冷战影响的一个国家安全政策领域。本文在综合运用美国解密文件的基础上,探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文章认为,大国空间决策及空间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美苏的综合实力对比和美国的决策心理定式,并使冷战和空间政策实施具有了同一性;美国决策者制定空间政策的前提是根源于“过度威胁预期”和“记忆恐惧”的知觉错误,其结果是导致决策过程中的“非逻辑性”和“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政府通过对文化外交行政主管机构的整合、国会的一系列立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文化冷战".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开展的文化外交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以富布赖特项目为代表的教育交流外交、以图书馆建设和图书翻译及传播为特征的图书外交,以及文艺表演外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促使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了解并接受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亲美"人士,进而推动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渗透.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外交在某些情况下也给东南亚国家的统治阶层带来了一些麻烦,同时也引起了企图延缓东南亚非殖民化、希望继续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反感.此外,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行动与其在文化外交项目中标榜的国家形象显著冲突,也使得美国文化外交影响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场颇具规模、富有活力的思想运动,其主体是一群为数不多但相互联系密切的知识精英,他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一致的外交政策目标,构建了一整套政策实施原则,并以思想库为基地,通过掌握和影响媒体,创建政治行动团体,甚至参与政府决策等方式,大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对美国近年来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显著影响,成为当今美国政坛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转变

本文着重探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战略界对东亚发展前景的展望和关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走向的辩论,并对老布什政府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进行分析.文章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布什政府试图使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态势由"遏制+威慑"转向"均势+威慑",并把应付日本力量的增长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课题.但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安全结构,这种调整的有限性反映了五角大楼对地区安全形势演变的不确定态度,一旦新的安全挑战需要华盛顿重新界定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安全结构.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进行了重组,一方面组建了巨大的国防承包商,另一方面走军民一体化道路,并在武器装备上进行国际合作,以构建新的国防工业体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国防生产能力过剩,也是美国希望保持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改变和军事转型的需要,以及新军事变革的需要。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也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它在保持美国科技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为保持美国一超独霸地位提供条件,扩大大型国防公司对国家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安全困境。     

净评估与美国竞争战略

净评估是冷战时期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评估理论,对美国的竞争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评估理论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净评估具有独特的运行机理、基础模型和实施规则;国家竞争战略是关于利用竞争优势夺取竞争主动权的规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战后国家竞争战略出现变化。净评估从战略目标、竞争优势和战略路径等方面,推动战后美国国家竞争战略转型。净评估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竞争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苏战略竞争趋势研判、美对苏战略竞争目标判定、美苏战略竞争优劣势剖析、美对苏战略竞争路径选择等方面。净评估推动了美国赢得对苏战略竞争。美国竞争战略中的净评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重大的启示。     

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的困境

《普林斯顿报告》提出建立"民主联盟"战略构想后,曾经一度引起战略研究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奥巴马上台后,并未明确提出采纳"民主联盟"战略构想,表明该战略遭遇挫折。但是,奥巴马政府未采纳"民主联盟"战略,只是一种策略考虑,而不是战略抉择。从长远角度来看,推进民主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且也存在继续推进民主的国际条件。因此,作为推进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主联盟"战略也有被重新考虑和实施的可能。     

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维和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从有效的国际主义到坚定的多边主义,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到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最后回归到有效的多边主义。虽然变动不居,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维和政策基本上遵循着一条主线,即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认知,以及国内压力(国会、民众)与这一认知间的复杂互动。     

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全面伙伴关系”评析

印尼总统苏西洛在2008年提出的建立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倡议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自2009年以来,美国-印尼"全面伙伴关系"在民主与公民社会发展、教育交流、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经贸关系、安全合作、能源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具体进展。美国-印尼"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有几个特点:重视双方多层次的交流与沟通;内容非常广泛、具体,这些具体合作更有助于合作习惯的养成;重视政府层面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层面主体作用的紧密结合;重视充分发挥双边合作的战略性影响,等等。美国-印尼全面伙伴关系体现的特点,能够为其他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