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中国数字游民群体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都在不断增长,形成了数字游民“热”。数字游牧是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可能,被年轻人看作是摆脱内卷的重要途径。面对我国数字游民热潮,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数字游民的情感困境以及数字游民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奔赴”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持续探索。     

超越“数字游民”：数字游牧工作及其技术应用

近年来，“数字游牧”作为一种时尚且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然而，学术界对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对未来工作的影响以及支持它的技术，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描述和阐释了构成数字游牧工作的四个关键要素：（1）数字工作（digital work）;(2)零工工作（gig work）;(3)游牧工作（nomadic work）;(4)冒险与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本文认为，数字游民处于上述四个要素的交汇点上，且每个要素都与数字技术的使用紧密交织。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究数字游牧工作的定义以及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过程，揭示数字游民、新兴数字平台和未来工作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     

读蒋介石日记心态

西方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忠告中国学者，不要去争论功过是非，这是政治，不是学术。学者应该研究历史的逻辑运动。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当代中国MEGA研究现状之反思

当前中国的MEGA研究已经越来越和国际接轨，并开始走上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分别从介绍和推广MEGA、宣介MEGA编辑体例和编订情况、探究MEGA原文中理论问题、考辨和辨析MEGA中词义、研究马克思具体文本等方面开展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MEGA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喜且丰富的学术成果。然而，中国的MEGA研究也面临着研究人员大多不能直接阅读德文原文、研究队伍结构不够优化、研究人员综合学术素质有待提高、中国学者的文本研究功底不够扎实等问题。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要培养好我们的MEGA研究专家和学者，并找好MEGA研究的突破点和创新点，同时避免“门户之见”，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筹划和推进中国的MEGA研究事业。总体来讲，MEGA研究应该得到人们的支持与鼓励，同时，学者们只有将中国的实践同MEGA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最大化地彰显“中国MEGA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留美生的中国哲学问题研究及其海外影响——基于留美生博士论文的考察

民国时期,中国留美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哲学问题,留下一批高水准的博士论文。这些博士论文的写作带有致用性、学术性、可行性等方面的考量,大多以服务中国社会为旨归,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解救时弊的良药,且含有光大中国文化、争取西方学界尊重的意图。这批学术成果是"中学西传"的重要载体,一经公开,便引发西方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关注,开拓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新领域,成功地将中国本土学者的哲学研究成果引入了西方。     

二十世纪后社区理论综述——以构成要素为视角

社区研究的学术倾向在二十世纪后迅速分化,但所有的研究都是从社区的某个方面开始的,因此将综述的逻辑主线确定在社区内涵本身所包含的构成要素上,是概括这一百多年的学术成果的一个恰当的选择。以此为视角所有的理论成果可以归类到四个基本的研究主题:构成单位;社会互动;共同关系以及社区功能。对这些成果的总结、比较和述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定的可借鉴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总体上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西方媒体的影响,因而有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关注国外学者对这一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拓宽理论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中的平等和效率问题──兼评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

一这些年来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学术成果的了解有时陷入另一种困惑．仿佛那里除了私有化、市场万能、通货膨胀有益一类货色之外，再没有其他了。这样一种对于西方学术成果的以偏概全的介绍，这样一种以西方学术界主导倾向代替全部西方学术成果的做法，实在不过是使学术服从于简单的政治理念的老幼稚病的低水平重复。不同的是政治理念的含义。过去把自己的政治教科书教条化而拒绝西方社会中积累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验。现在则把西方的经验乃至经济政治模式神圣化，认为这就是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一座仓库琳琅满目，全部、大部、…     

西方公司企业家精神研究综述

公司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分析、借鉴这些成果对我们建立中国的公司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文化自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内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野出发,对文化自信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研究,成果颇丰,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主要来源、重大意义和具体路径这四个方面。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对文化自信的研究在具体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上仍需继续深入探讨。     

内务部关于安置改造城市游民工作的指示

自本年3月全国城市游民改造工作会议以来,各地的游民改造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开展,无论在解决游民本身的生产、生活问题方面,在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劳动力方面,以及在维护城市社会秩序方面,都开始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证明大力进行游民改造工作,是完全符合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正确方针的。但是,由于这样比较大量集中地处理游民的问题,在各地都还是一项缺乏经验的新工作,加之我们在全     

明兴礼与中国新文学

明兴礼是中国新文学的首批西方读者与研究者之一。在其代表作《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中，他分别从小说、散文、戏剧与诗歌四种文体入手对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作了专门的介绍与论述。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注重译述的学者相比，明兴礼的研究更侧重于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与时代价值，他不但善于在文本中捕捉中国作家的特色与风格，且能利用自身的西方知识结构将中外文学作品放到比较的视野中去进行阐释。从内容与方法两个层面来看，这些研究不但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来的法国学者，使中法文化交流的成果得到了丰富。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也诞生了一大批很有影响的学者。对这些研究成果做一个系统梳理,可以归纳概括出学者们研究的角度,以及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从横向的角度概括已取得成果的特点;揭示研究学者们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所经历的阶段,以及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已有成果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包括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形成、理论体系、特征、作用和局限性等仍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锐词

数字游民指无需办公室等固定工作场所,而是利用网络数字手段完成工作的人。这种移动办公形式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工作与工作地点、时间的强关联,模糊了工作、生活、休闲之间的界限,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工作空间和时间的自由。统计显示,超六成年轻人渴望选择办公地点不固定的工作方式,云南大理、浙江安吉、海南陵水等地成为“数字游民”的优选目的地。     

“社会主义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9年10月18—21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社会主义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隆重举行。参加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共有60余名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专家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奥地利、美国、希腊、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其中有14位外国学者和40余名中国学者。这次学术研讨会,本着学术民主、勇于探索的精神,围绕“社会主义与21世纪”这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正如《会议小结》…     

近年来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述评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科学命题之后，教育部专门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者们对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面梳理和研究这些成果，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实证研究与学术规范

(一) 目前,学术界的对话欲很是强烈。然而,在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中建立起来的有些获得西方社会科学承认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其问题来自西方,其关切的焦点也往往来自西方。这些研究的材料也许来自中国,但中国材料是被分割出来的,中国材料本身不仅是破碎的,而且是手段性的,这     

“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研讨述评

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一重要命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尽、系统的论述，形成了颇为丰富的理论成果。2007年8月，由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筹办的“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河北承德举行，与会学者们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     

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

20世纪90年代，经过孟华等学者的介绍，西方形象学才逐渐为中国所了解，并对中国比较文学领域乃至整个学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本文探讨“形象”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和变化，比较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的异同，找出中国“形象”研究的弊端，以及西方形象学对中国学界研究的影响和启迪。     

媒介本体化与文艺批评属性的变异

数字技术正在使媒介的属性由文化建构的工具变为文化建构的主体因素，也使媒介哲学在工具理性基础上开始了本体化进程。文艺批评作为文化建构的重要环节，在媒介本体化进程中，正在由学术论坛变异为公众舆论场，并表现出公众性、话题性、对话性和多元性特征。作为文艺批评的文艺公众舆论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兴公共领域，并与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等西方学者论述的公共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这一由数字虚拟空间构成的新兴公共领域正在因公共性的缺位，表现出种种批评乱象，亟待在学术和实践层面进行重新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