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

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中美战略竞争与越南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基于战略三角理论的分析CSSCI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仍处于阶段性摇摆状态。在“印太”地区的四个次区域中,东南亚地区存在最大的战略竞争空间,其中越南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轨迹的重要支点国家。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结构压力,使得越南面临严峻的战略选择难题。在分析越南等亚太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时,现有研究的不足是,过于关注中美等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忽视了小国的施动性及其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结合战略三角理论和小国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提出了评估小国在大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的分析框架。需要评估的因素是,大国战略竞争引起的结构压力、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对比、小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及其可资利用的国际支持和援助。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越南战略选择的这四种作用力较为平衡,越中美尚不具备由“浪漫三角”转向“婚姻三角”的现实条件。为把握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动态,需要对重要的支点国家面临的多维作用力进行全景式扫描。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CSSCI

2017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剧。由于美国拓展了对华竞争的领域、增加了竞争强度,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集团政治压力和产业脱钩风险都有所增加。因此,稳定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中国缓解“印太战略”的压力。在美国强化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安全缓冲地带、经贸桥梁和多边主义旗帜。与此同时,“印太战略”的出台也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关系由竞合走向对抗的担忧,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希望中美在安全上各自自我约束、支持东盟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并遵守地区规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待彼此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应对“印太战略”的压力,由此所作的政策调整对彼此的合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即双方在政治和安全互动中不仅需要顾及彼此的关切,加强对对方的再保证,还要通过共同推动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来抵御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冲击。     

亚洲区域合作的路径竞争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亚洲区域合作虽然被认为存在巨大潜在收益,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战后很长时间里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合作开始在以东盟为中心的10+框架下推进,但很快就形成了10+3和10+6之间的路径争夺。从相关各方的利益考虑出发,本文认为,亚洲区域合作不同路径的竞争包含亚洲与非亚洲的利益争夺和中日之间关于主导权的竞争两个方面;同时东盟对自身地位的关注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结合这一判断以及对中国区域合作利益诉求的分析,本文对未来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战略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科技革命与全球治理新议题——“南京论坛2021”国际关系分论坛综述CSSCI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给全球治理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南京论坛2021”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治理新疆域”分论坛,从科技革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规则主导权竞争、科技革命对大国竞争的影响等角度评估了全球治理的新趋势,从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新特点、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新手段、未来中美竞争的新赛道等视角分析了中美科技战略竞争的新动向。论坛还围绕极地治理、核治理等全球治理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提出建设性意见。本次论坛紧密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治理带来的重大影响,从多层次、多视角提出真知灼见,扩展了对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与前沿领域的认识。     

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

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的持续对抗,美苏在避免直接战争冲突的前提下都竭尽所能地采取楔子战略以分化和削弱对手。对于美苏双方而言,谁在分化和削弱对方阵营方面做得更成功,谁就更有可能取得冷战竞争的优势和胜利。分而制胜的楔子战略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法则之一。基于联盟重组、联盟解除、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等多重目标,美国不断采取楔子战略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削弱其已有的联盟体系。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主要聚焦于限制和弱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主线,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加试图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的国家的代价,或加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的利益分歧,使对象国履行联盟义务的意愿下降。具体而言,一是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阻遏其他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二是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加剧苏联阵营内部的困难。三是软硬兼施,将苏联的边缘盟友拉入美国战略轨道。基于战略利益、战略阻力、战略资源的差异性,美国在世界各地采取了语言、经济、政治、军事等不同类型的楔子策略。美国的楔子战略在分化中苏同盟、离间苏东关系、限制苏联在拉美、中东、非洲等地的势力扩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助于美国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     

美国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分析

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的霸权正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转型。在众多涉及安全的议题中,水资源议题因为自身的敏感性,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美国相继发布《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和第二个《美国全球水战略》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水资源领域的战略目标、原则、优先方向、实施路径以及项目规划。其在优先方向、重点地区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的新变化,不但会对中美在水资源领域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更可能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国需加强跟踪研判和科学谋划,不断调整和优化与周边国家开展水资源合作及治理的政策和路径,化解美国对华开展水资源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美国非洲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地位的演变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非洲战略在其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经历起伏。冷战期间，非洲仅仅作为辅助美全球战略实施的边缘化地区。冷战结束后初期，由于失去了作为美苏对抗筹码的价值，非洲的重要性下降。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非洲经济向好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提升，非洲的重要性才有所回升。“9．11”恐怖袭击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外交进程。美国担心非...     

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盟国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滥觞

盟国占领时期的日美关系处于一种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特殊状态,美国基于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在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势力威胁之际,为确保对日占领的顺利实施,也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外交举措,并为其后日美关系的顺畅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巩固和确保美国在占领时期的改革成果,洛克菲勒三世在访问日本后撰写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在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报告书中规划的长远目标为推动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文章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遏压加剧,印度和俄罗斯对华政策中的冲突性因素可能增加,而欧盟则可能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改善与欧盟关系将导致欧盟采取对华疏远的政策,美国对印度的持续示好和拉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强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对华政策则不受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根据上述发现,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和加剧,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显现,甚至可能出现印俄两国同时对中国构成挑战的被动局面,欧盟则可能成为缓解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重要突破口.     

近期美国的东南亚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刍议

冷战结束初期 ,由于苏联的解体及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实行收缩战略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近年来 ,美国又全面重返东南亚。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转化为美国尽力维持在东南亚的单极霸权。小布什政府上台后 ,美冷战思维重新抬头 ,美军事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 ,并将东南亚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本文试图从美国的安全战略入手 ,对美国近期的东南亚战略进行分析 ,并研讨其对中国的影响。     

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拜登政府执政后,从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的考量出发,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其核心目标是采取更加精巧的方式深化大国竞争,将推进美国国内政策议程、提升美国自身长期竞争力与美国的对外战略深入结合,在应对跨国性挑战的进程中增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同时打造针对中国等对手的新的战略优势。美国还借助所谓“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叙事,实施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外交,将意识形态因素与经济、技术、安全等领域的大国竞争紧密挂钩。为扩展针对中国的多边阵营,拜登政府注重拉拢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非民主国家”。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面临一系列深刻挑战,如政策连贯性受限、资金投入不足、美国和盟友存在利益冲突等。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僵局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

中国是亚太地区大国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因此美国总是将中国放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国际战略格局全局和亚太地区战略态势全局来观察和分析,并据此制定对华政策和确定美中关系走向。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制定对苏遏制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根据中苏关系状态来确定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冷战后,美国根据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反恐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华交替采用“接触”与“制约”政策。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反恐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存在三大内在矛盾,中美关系正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俄美军用人工智能竞争的战略稳定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俄美两国围绕军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在竞争空间方面,呈现陆、海、空、天、网络等多维一体的特征;在竞争领域方面,呈现由常规领域向核领域渗透和融合的趋势;在竞争策略方面,呈现出美国追求全面领先优势与俄罗斯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策略之间的差异性。俄美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对于全球战略稳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对首攻稳定性而言,人工智能会削弱俄美建立在二次打击能力基础之上的“报复性力量”,动摇“相互确保生存”的战略稳定模式,从而激励实施先发打击的意愿;对危机稳定性而言,俄美核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化发展,可能增加危机意外升级和人为升级的风险,进而导致升级进程失去控制;对军备竞赛稳定性而言,俄美在人工智能军备发展意图和能力上的不透明性,降低了双方的信任度,导致军备竞赛的持续深化。实现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安全治理,必须密切人工智能军事强国之间的对话交流,增强战略互信,构建安全利益共同体;必须完善涵盖军备控制机制、危机管理机制和伦理道德约束机制在内的治理体系;必须以全球治理的理念构建安全治理网络,汇聚科技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多元治理力量,共同推动安全治理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