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楚辞”之名──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接受情况刍议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是在汉代得到承认，从此影响深远，“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四语）。但在汉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汉人并不以“楚辞”一名来称呼屈原的作品，而且，这正是汉代文坛写物大赋风行日盛的时期，汉人却又常常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赋”。楚辞与汉赋，虽然源流相牵，其实体制不同，以致于后人有“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批评＼尽管如此，“楚辞”这个名称毕竟还是汉人确立的。因此，如果考察一下汉人最终将屈原的作品以“楚辞”定名的过程，是可以反映汉人是如何认识并接受楚辞这…     

屈原自沉考论

屈原自沉并非简单的以死相抗，悲壮玉碎，而是在现实层面的长期挫败之后，内心深处的“浴于沉渊”方能“死而复苏”、回归天国的古楚灵魂信仰与“由人入神”的古神仙家信仰的交叠。屈原依照古神仙家的内炼之术。在自感已完成修炼之时，选择依照古楚人灵魂信仰中水路归冥的路径。经由“水解”的宗教仪式，告别尘世，归向天国。屈原这一生命归宿的选择在其后期作品《远游》中有内证可考。《远游》中提到的“湘灵”和“冯夷”都是“溺死”而成神的神仙。理解屈原的自沉，必须回归屈远原后期作品文本的内证，回归屈原时代文化、宗教、哲学背景的历史实际。     

汉代“骚辩＂与刘勰“辨骚＂

刘勰“辨骚”是从汉人的“骚辩”开始的,其目的不仅仅是要对之进行评论,更重要的是要在汉人“骚辩”的基础上树立己论。刘勰借汉代“骚辩”而立的己论主要有四个方面：肯定屈骚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并高度推崇其意义和地位;肯定屈骚文学的巨大影响;对文学与经书（经学）的关系给予了较为正确的区分,且对文学创作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较为科学的文学批评原则。这四点乃是刘勰屈骚批评的重点,亦是南朝屈骚批评的代表。     

取熔楚骚 自铸伟辞——论《招隐士》对楚辞的接受

《招隐士》的主旨是以道家思想反对为追求名利功业而伤生害性,引导士人疏远现实政治而企慕高蹈隐逸。其在语词、句式、造境、体式等方面受到楚地文化和屈原辞的重大影响,并有创新,最终成为汉代楚辞新声。这与作者的身份、所处地域以及时代思潮紧密相关。     

屈原文学审美观点初探

任何卓有成就的作家,当其进行艺术创造的时候,都必然会在有意无意、若隐若显之间,将他的审美观点,融汇到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这一艺术规律,在屈原的诗歌创作中,也毫无例外地体现出来。而在另一方面,一个作家的审美观点,又总是与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氛围(亦包括所承袭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诚如黑格尔所说:“艺术是和整个时代与整个民族的一般世界观和宗教旨趣联系在一起的。”探讨屈原审美观点与先秦美学思想整体的     

屈原绝笔研究述评

屈原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他的生平事迹和作品被研究者反复考索论证。汉代以来,关于屈原的论争没有停止过。其中屈赋何篇属屈子临绝之作,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自司马迁提出《怀沙》为屈原绝笔之后,治《骚》者或从其说,或另立新论,迄今已有《怀沙》说、《惜往日》说、《悲回风》说、《桔颂》说、《离骚》说等。     

李、杜、与屈、宋论略

“楚，大国也……以屈原呜。”唐，盛朝也，以李、杜鸣。“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由这对屈原辞赋高度推崇的诗句，即可知李白对屈原是何等钦敬并受其影响又是何等深巨。少时便好辞而擅赋的李白，不仅推崇屈骚艺术，而且继承了屈原忧国忧民、为实现美政理想而矢志不移。执著追求的精神，具有屈原那种耿介磊落、傲岸峻洁的品格。他以“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为己任，始终追求“奋其智能，愿为辅迅”以报国建功，晚年依然“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因与屈原志同情通，又仰慕宗屈法骚的宋玉，他才感叹至深：“呜呼！屈宋长逝，…     

楚辞研究的现在和未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有两件大事对楚辞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二是1953年屈原被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性的广泛纪念。这两件事使当代楚辞研究，从开始起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当时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957年作家出版社选编出版了一本《楚辞研究论文集》。多数文章集中地突出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两个主要思想：一是“人民性”。认为屈原的思想和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这是大家一致的认识。只有极少数文章有夸大之词，超越了时代和阶级，为大家难以接受。二是“爱国思想”…     

论汉代的抒情言志赋

一个时代,人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心声需要抒发,因而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抒情文学。在先秦,《诗经》与《楚辞》南北辉映,代表了那一时代的抒情要求。那么,汉代的抒情文学在哪里呢,众所周知,汉大赋是以状物为主的,不是抒情之作。直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汉代的抒情之作主要是大赋之外的那些拟骚之作,被刘勰称为“杂文”的“对问”之作以及一些抒情小赋。这些作品才是真正的汉代抒情文学的主体,是上继诗骚,下开百代抒情     

论汉代辞赋家的牢骚

讽谏君王的大赋是汉赋正宗。然而，《吊屈原赋》、《长门赋》、《答客难》、《解嘲》、《归田赋》、《刺世疾邪赋》等这些抒写政治牢骚的名篇影响不小。汉代辞赋家的牢骚，大抵生发于作者才能压抑、生活困顿，以及社会的小人得志、用人不公，揭露了封建帝国盛世的阴影和末代的腐朽。汉代第一个发牢骚的辞赋家是贾谊，最后一个是赵壹。贾谊在文帝二年被守旧派排挤，担任长沙王太傅，在赴任途中过湘江时“为赋以吊屈原”①；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作于熹平二年。②辞赋家的牢骚首先是政治才能被压抑，也就是“士不遇”。因为大臣谗害而文帝疏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大致可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个阶段。魏晋人学“骚”、拟“骚”者不乏其人,但无突出成绩,亦少精到或警策之语;至南北朝,评“骚”、拟“骚”又显活跃,诸家言论,有誉有毁:誉者视《离骚》为“奇文”,赞曰:“屈平联藻于日月”;毁者将屈原视为“狂人”或“轻薄”之人,认为其死不足惜。无论是誉是毁,是对是错,在历史上均产生过一定影响。今天,随着楚辞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楚辞研究的情况,有必要加以全面、系统地搜集和梳理,以便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估价。魏晋人论及屈原并有所评价者有:曹丕、刘毅、挚虞、谢万、陆云、曹摅、皇甫谧、葛洪、陶渊明、萧统等。     

《九章》是《离骚》的续篇

《九章》是《屈赋》中重要的篇章。由于时代久远,汉代人在整理《屈赋》时把它分割成九篇单独的文章,每篇文章(段)又加上一个小标题,使其变成了《九章》。其实,《九章》是《离骚》的续篇,是《离骚》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九篇文章的合撰。《惜诵》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这个“重著”就是针对《离骚》而言的,“重著”的文章与《离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记述了屈原经过的楚国东迁后几个大的历史事件,是《离骚》抒情、叙事的继续和补充。     

《橘颂》不是屈原早期作品辨

屈原《九章·橘颂》作于何时?历来都有争论。清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及近世郭沫若《屈原研究》、谭介甫《屈赋新编》等认为《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其主要的理由是:“这里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形式上“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其余的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且根据“江陵千树桔”(《汉书·货殖传》),“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等),谓桔并非江南才有。诗中有“嗟尔幼志”、“年岁虽少”之句,这是屈原的“自喻”等等。我认为这些理由是不充足的。《桔颂》当是屈原在顷襄王时放逐后“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的途中所作。因为:     

《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

我第一次读到何天行的《楚辞作于汉代考》,是在四十年代末期。那时学术界对它并没有任何反应。而我也只是曾在书眉上写了一些零星的看法;并在讲课时,顺便批评了它的某些论点。不料八十年代的今天,在日本学术界掀起“屈原否定论”的高潮中,何氏的《楚辞作于汉代考》,竟被誉为“最周密、最系统”的著述。(见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国文学研究》三期,稻畑耕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这就是我不得不旧事重提,再次评论一下这部书的原因。     

屈原爱国精神的哲学基础

“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屈原诗作，充溢着前所未有的强烈爱国精神。因此，人们称屈原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爱国精神之所以异乎寻常的强烈，乃是历史、社会以及家庭、个人等多种因素交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则是他那超乎常人而达到时代高度的哲学认识。屈原的爱国精神，正是以先进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欲要充分阐发和大力弘扬屈原的爱国精神，就必须认真探讨和深人理解屈原的哲学思想。屈原的哲学思想，最为集中地表达在被誉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的长篇诗作《天问》中。在此诗的开篇，屈原就提…     

论楚风

自屈原的楚辞问世以来,历代的楚辞研究者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或褒扬,或贬抑,分歧极大。汉代班固可谓是对楚辞指责最早的一个人。他针对刘安为屈赋所下的赞语批评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多称昆仓、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班固“强非其人,     

庄子和屈原对神话的认识和运用

庄子和屈原作品中都大量利用了神话,但具体情况是不同的.首先,庄子对神话持否定态度,而屈原则是理性的怀疑与感情上的联系并存;其次,庄子主要利用神话的虚幻性、超现实性、崇高性为衬托"道"和得道之士;屈原则通过置疑神话而置疑现实,又以神性渲染自身高洁;最后,对神话的不同态度影响到他们作品,庄子之作浪漫而深沉,屈原之作浪漫而执著;庄子笔下的神仙体系性不强,而屈原笔下神仙较成体系.     

“诗人”、辞赋之士：经典诠释传统与屈原形象定位的文化内涵

屈原是"诗人"还是辞赋之士?自汉代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历代士人争论不休,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汉代士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汉代以来,士人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问题?从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入手,深入认识"诗人"、辞赋之士这两个概念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揭示出历代士人在解读屈原时,力图将屈原形象定位于"诗人"或辞赋之士的不同文化心态。     

论李白人生境界与并庄屈以为心

李白的对庄、屈“并之以为心”的理想人生模式在中国士人心态轨迹中有着“始”的重要地位,它的具体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庄”与“屈”的思想行为的彼此渗透,整合屈原和庄子实现理想人格的过程,继承并发扬庄子和屈原的人格独立性。以这种人格影响为基础,李白作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境界的伟大与情感的激越。     

浅探《涉江》中的几个问题

《涉江》是屈原晚年在南楚的作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屈原何时涉江?走哪条路线?其目的是什么?《涉江》作于何时何地?学者们的意见不一。本文想探讨上述问题。 一《涉江》篇名义 “涉”:《说文》:“徒行渡水也。徒行属水也。从水,从步。”《诗·邶风·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传》:“由膝以上为涉”。“涉”:即步行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