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下的侦查——评《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

侦查是伴随着冲突而生的,在当下,基于技术的进步、价值多元和观念更新等,侦查中所包含的冲突更是愈演愈烈。《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指出了侦查的冲突,更提出了嬗变的机遇。该书能够兼顾承前启后,不仅总结了既有侦查理论,还重新解读了侦查历史,提出了和谐侦查的创新性概念,同时,该书理论与实践并重,既提出了侦查动态性、侦查冲突性、侦查语言、侦查拟像和侦查客观化的概念,又将各项主要的侦查措施进行细致的构建,最后还重点探讨了某些热点问题。该书的另一重大价值更在于启发了侦查学界及实务界对侦查和谐化的关注、自省、思考。     

探求侦查和谐的路径——评《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

和谐是人类的普遍追求,而侦查的和谐也是如此。《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一书指出：侦查和谐化具有必要性,这是人们＂求和＂观念的具体反映,也是侦查历史脉络的清晰表现。侦查和谐化也具有可能性,从侦查运行的规律中能够探知和谐的内在品质。侦查和谐化具有可行性,需要完善侦查的法律话语、警民关系和各项侦查措施等。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管辖制度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传统侦查管辖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刑事司法在横向上发展出“多地共管”“人案关联”的“大侦查管辖”格局,在纵向上建立起侦查管辖决定审判管辖(包括起诉管辖)的“侦查管辖中心”模式。但大侦查管辖格局导致不同地域公安机关的横向管辖冲突,侦查管辖中心模式又引发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考虑到公安机关条块分割的侦查体制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的现实困境,大侦查管辖仍是刑事司法当前相对合理的选择,但应优化地域管辖与指定管辖制度,减少不同地方公安机关之间的横向管辖冲突;同时,刑事司法需要把“以侦查管辖为中心”调整为“以侦查管辖为导向”,承认侦查管辖的指引功能,但应完善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协调机制。     

论我国侦查法制建设

我国侦查法制建设应以“完善侦查立法是侦查法制化的基础”和“树立侦查主体法制观念是实现侦查法制化的关键”的基本观点,来树立侦查指导思想、侦查活动性质、侦查活动任务方面的法制观念,纠正与之相对应的错误观念。在完善侦查立法方面,关于侦查原则、侦查权分配、侦查措施、侦查监督都要有新的具体设想。     

侦查策略概念探析

侦查策略是指侦查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侦查目标,在实施侦查行为的过程中对一定的侦查对象(人、事、物、场所)而采取的合法而灵活有效的方法。目前关于侦查策略的概念表述不一,主要有侦查策略、侦查谋略、侦查计谋、侦查对策等。侦查策略的本质是一种方法论体系,侦查策略概念的要素包括侦查策略的主体、对象和载体。侦查策略和相近概念有区别。     

试论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

对职务犯罪使用技术侦查,适应职务犯罪的特点,是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中取得平衡的最佳选择。为了防止技术侦查的过度使用和对公民权利的过度损害,我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应坚持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和审批原则。     

以科技侦查推动侦查模式的根本变革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持续高发,犯罪类型不断衍生,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如果仍然以“人证为主”的侦查模式作为侦查工作的主导模式,必然导致侦查成本成倍增加,破案率大幅下降。侦查模式由“人证”向“物证”的转变势在必行。在实现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化中,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物证”的司法证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能客观、及时地提供科学证据,在未来的司法活动中将大显身手。     

试论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

对职务犯罪使用技术侦查,适应职务犯罪的特点,是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中取得平衡的最佳选择.为了防止技术侦查的过度使用和对公民权利的过度损害,我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应坚持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和审批原则.     

侦查中主体人际互动问题的提出

来源于侦查实践的“侦查中主体人际互动”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问题。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破除技术崇拜，实现“人”的回归。对于理解侦查现象与解决侦查实践中的问题，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互动的思维进路和分析模式，勾勒出对抗式和合作式司法模式下侦查程序的双重发展趋向。     

圈套、诚信与侦查法治

侦查圈套是一种极富争议的侦查方法。它是必要且有效的,但其欺瞒性与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存在冲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侦查圈套的正当性标准,根据诚信原则尽可能抑制侦查圈套的弊端,是侦查法治的必然要求。     

论侦查工作的传媒监督

加强传媒对侦查工作的监督符合现代法制的潮流,但是侦查工作与传媒人介入之间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冲突。鉴于新闻传媒与侦查工作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国的现状,应当完善我国的传媒对侦查工作的监督机制,规范其运作,保持两者的互动关系。     

论侦查策略的本质及特征

由于侦查策略与“计”、“谋”联系在一起,而“计”、“谋”在中国历史上又被称为“诡道”,因此,侦查策略往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解读侦查策略的本质,既有利于理论研究,也有利于侦查实践,侦查策略既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犯罪的认识的反映,也是人们对侦查自身规律和特点的认识的反映,它是一种在侦查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围绕侦查手段,措施的有效使用而建立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斗智斗勇的方法和艺术体系。     

关于“侦查技术”概念的理论反思

目前,人们对“侦查技术”概念的使用,认识上仍有偏差,存在模糊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以及割裂“侦查技术”研究视域的危险。消除偏差,用正确的“技术视角”研究“侦查”,不但可引导人们用技术的眼光来看待“侦查”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伦理和法治等问题,还能将人们对技术的热情与理性态度引入“侦查”研究之中。     

论和谐侦查的目的

侦查目的就是侦查想要达到的境地或得到的结果。侦查目的的变化，必然导致侦查价值和功能的损益。欲构建和谐侦查，就必须从侦查目的观的变革和转型着手。侦查目的的现有理论包括：公判准备说，公诉准备说和侦查独立说，此三种学说各有优劣。和谐侦查的直接目的是查清事实真相，获取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间接目的是为起诉和审判做准备，助益社会和谐。     

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之刑事法治化探析

诱惑侦查的犯罪是在本来没有犯罪发生的情况下,由侦查机关“协助”实现的犯罪,在这里,立法者理性建构的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类型”化犯罪论体系与诱惑侦查下的这种“类型”外的犯罪在刑法自身和目的性运行上以及刑法的基本价值上就必然产生冲突;而且,与普通诉讼程序下的传统侦查方式不同,诱惑侦查一般是在“有罪的推定”(对某人有一定怀疑)下,所实施的犯罪前的侦查行为,其正当性受到置疑。刑事法治的建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治精神下的统一体,诱惑侦查下的毒品犯罪的刑事法治化,应在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下进行。     

诱惑侦查之方法论解读

对于诱惑侦查,不能只从诉讼视角展开,还应该从方法论角度予以关注。诱惑侦查的范围包括“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情形,其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和查获作案人,其侦查途径为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的合并使用,即根据案件情况或者线索情报确定作案人的特征和嫌疑范围,然后运用诱惑手段寻找、确定嫌疑人,从而破获案件。诱惑侦查的策略手段具有高效性、欺骗性和是否合法的模糊性,因此,对其规范时应从使用时机、适用范围、适用程序、适用对象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综合考虑。     

侦查哲学的历史际遇

传统上的“哲学无用论”以及对侦查学研究目的的误读使侦查哲学研究付之阙如。侦查哲学的出现因应了哲学研究的当代转向;侦查哲学的整体性具有克服侦查科学的形而上学性的功能;侦查学理论的发展需要侦查哲学对侦查科学的反思与批判;侦查哲学丰富了侦查学理论体系。     

论侦查途径的选择

侦查途径的选择,就是在一起案件的若干条侦查途径中选出最佳途径。侦查途径的选择应该遵循及时、高效、可变换、针对性、客观性以及合法性的原则,具体操作时可以从人、事、物三个方面入手去发现、选择侦查途径。在实现破案的过程中,还要根据破案的进程及时调整和转换侦查的途径。     

略论侦查完美主义

侦查完美主义是侦查的理想状态。它的理论前提是国家赔偿制度、侦查法制化和侦查效益论;它注重侦查前周密策划,但又不排除侦查时随机应变;它主要体现在适当完美的侦查目标、完美的侦查人员、完美的侦查时空、对“可能”与“细节”的把握、取得最佳连锁反应、巧妙衔接侦查手段等方面。侦查完美主义必然由于侦查方的素质与犯罪的隐蔽,时间推移下的情况不断变化等因素而受到限制。     

浅谈对“侦查”概念的完善

侦查学概念体系的规范化、逻辑化、科学系统化是侦查学学科大厦构建的基础。其中“侦查”概念是侦查学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通过对“侦查”概念涵盖的侦查主体、侦查阶段、侦查性质、侦查任务等基本要素的剖析与整合,从“概念”的哲学界定出发,进一步完善了“侦查”的概念,即为“侦查部门在侦查阶段,依法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嫌疑人的诉讼调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