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不引渡原则与国家主权

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发展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死刑不引渡原则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许多引渡条约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近年来,我国为了引渡外逃犯罪嫌疑人,均承诺对被引渡人不适用死刑.本文正是以大量国家官员外逃为切入点,从死刑政策和司法管辖权等层面来探讨死刑不引渡原则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并探寻解决途径.     

浅谈中国签订国际引渡条约的障碍因素——由引渡外逃贪官想起的

对外逃的贪污犯罪嫌疑人,现在国家所面临的不仅是惩治其个人,更面临着与相关国家间的微妙关系。引渡问题成为了我国打击外逃腐败犯罪嫌疑人的关键。我国现实中对外逃贪官引渡的情况是怎样的?引渡制度及立法是怎样的?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怎样的?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去解决呢?本文就针对这几个问题做出介绍和阐述。     

中外引渡条约的障碍性问题

一个完整的引渡制度体系,既要有本国的内国法<引渡法>,也要有与国际社会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网络,还有更关键的是不断增加的成功引渡案例.目前中国名义上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签订了中外引渡条约.但中国要引渡的外逃犯罪嫌疑人大部分留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威功案例"并不多.     

试论引渡中主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种主要方式,包括主权国家之间的引渡和主权国家向国际刑事法庭(法院)进行的引渡。对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主权的尊重是引渡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离开主权原则,引渡无从谈起。同时,对引渡中相关当事人的人权保护是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体现着现代的法律精神。在引渡实践中,主权原则与人权保护往往存在冲突,这种冲突若得不到很好的协调,会导致引渡无法进行。本文区分两种引渡情况,对引渡中主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作粗浅探讨。     

死刑与引渡──源自人权保护的思考

在长期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中,许多旨在限制引渡的原则得以诞生并长成。这些例外原则作为引渡适用过程中的“安全阀”,在保障引渡顺利运行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引渡适用的增加及国际合作指导思想的变化,引渡的例外原则也不断被注入新的因素,并在种类和范围上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在引渡例外原则的诸多变化中,“死刑不引渡”格外引人注目。一、人权保护──死刑与引渡的连接点二战之后逆法西斯蔑视人权、践踏人权而兴起的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浪潮不仅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推动着人权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不…     

诱捕引渡的国际法分析——由美国诱捕引渡中国公民谈起

美国诱捕引渡中国公民的行为具有实质上的国际不法性。首先,诱捕引渡违反了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原则,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国家尊严等国际身份权益,也侵犯了被诱捕的中国公民的人权。其次,诱捕引渡背离了国际法的体系化要求,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最后,为诱捕引渡提供协助的行为也构成了国际不法行为。为了解决国际引渡合作的各种困境,各国应充分协商与合作,重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实现国际引渡合作上的良性发展。     

论人权保护对现代引渡制度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动着世界各国的文化融合和友好往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权保护引起了国际法和国内法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人权保护体制日趋完整,公民个人在国际环境下更加独立享受身体权、政治、社会、文化等权利。国际刑事程序权力的行使过程很容易伴随着侵犯人权的可能,作为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的引渡,尊重引渡双方国家主权,保护人权是国际司法协助的基本和前提。本文认为应了解我国国际法体系中人权保护体系,发现理论与实践中的不足,完善法律体系与法律实践,紧跟联合国人权保护的步伐,进一步促进人权保护与国际刑法的相互渗透。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引渡机制

2003年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详尽地规定了对腐败犯罪人引渡的原则和规则,构成了完整的引渡机制。《公约》的一系列引渡原则,对传统国际法的引渡制度作了进一步确认、补充和发展。作为对外逃腐败犯罪人定罪处罚的前提条件,《公约》的引渡机制,无疑是国际反腐败司法合作各种形式中最为重要的形式。     

论引渡中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基本权利的基础,即是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独立自主的权力,是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控制的。而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也是近代国际法保护的重要权利。在世界各国引渡实践中,由于引渡的条件的不规范性,多边或双边引渡条约的签订和各国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等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的制约了引渡国与被引渡国之间的引渡请求的顺利进行。从而,使得国家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常常在引渡中产生冲突。分析产生两者冲突的原因以及两者冲突的协调的成功案例,是本篇文章论述的重点。最后,本文总结了对于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在引渡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与协调措施,对中国在引渡法以及引渡实践中所产生的指导和促进。     

从人权的国际保护看自然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

西方国际法学界的不少学者,长期以来坚持认为自然人也是国际法主体.随着人权的国际保护在当代国际舞台上迅速而广泛的发展,主张个人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的思潮便形成新的势头.他们把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搅在一起,从而把人权的国际保护作为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主要证明.如西方资产阶级国际法权威劳特派特(Lauterpacht)曾经断言:"显而易见,联合国宪章在其包括尊重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义务限度内,它承认个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英美公法学者耶塞普(Jessup)、布里尔利(Brierly)等都曾主张过同一观点.斯塔克(Starke)也认为,人权的国际保护表明了"国际法正在向直接赋予个人以权利的方向发展","以国家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