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协商主体的责任逻辑

负责任的协商主体是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基于对主体责任的多重阐释,构建“责任形塑—惯习积累—尽责行动”的分析框架,能更好解释负责任协商主体的责任逻辑。首先,要明确多元主体间的关系结构和利益边界,清晰的自我认知有利于激活协商意识,聚合责任认同。其次,能力的提升、政府的回应以及持续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培育主体的责任惯习,增强协商主体的协商意愿,强化内在的理性制约。最后,协商过程中主体的前瞻性和自反性有助于协商共识的达成,促进协商主体的尽责行动,提升协商治理效能。     

主体嵌入与功能融入：基层协商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逻辑分析——基于苏州市L社区“民生协商项目”的个案研究

基层协商治理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过程,具备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等实践可能,促使党的领导必须转化为党组织的具象化功能,贯穿协商治理的全过程。基于嵌入理论,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以结构、权威、资源等三重维度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系统,并将组织动员、政治引领、服务供给等三个向度的对应功能融入协商各个阶段,进而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多元主体互动互信,达成合作共识。主体嵌入与功能融入的行动逻辑拓展了党组织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可行模式,可以从主体开放、结构重塑、能力提升、资源整合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党领导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路径。     

个人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社会主体——解读马克思的主体概念

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在他的人学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主体概念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关键环节.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并不是关于某种单纯要素的简单概念,而是内在地包含着多种要素及其矛盾关系的复杂概念.厘清马克思主体概念的内涵,对于理解马克思整个体系的逻辑结构、理论内涵和价值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中主体的流变——从主体论、“无主体”到共在主体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中的主体,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就是人的主体性",中经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再到哈贝马斯的具体的包含丰富差异的社会历史共在主体,主体在历史观中的作用和地位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流变的背后,深刻反映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问题域的转化。     

我国团体性利益表达主体的发展状况、问题及对策

利益表达主体是利益主体提出自身要求的角色扮演者,分为个人性和团体性两种类型。现阶段我国团体性利益表达主体在国家政治系统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部分主体缺失、传统主体表达功能相对衰落、主体自身不完善及活动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正处于利益急剧多元化阶段、传统利益平衡理论影响以及相关法制性规制不足有关。消解这些问题,应该健全传统的团体性利益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功能,加强公民结社权利的行使,促进利益主体自身建设,并对其利益表达活动加以规范和引导。     

从主体看网络伦理问题的产生及对策

在对网络这一新媒介的研究中，主体问题已被越来越多地关注。网络主体与现实主体有诸多的不同，这些不同导致一系列伦理问题的产生，因此，采取可能的对策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以促使人们认真反思科技所带来的新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从主体间性出发理解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

认识论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而认识要想成为可能 ,其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自我与对象相互通达的生存境遇。因而 ,认识论必须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之上 ,只有从人的生存状况出发才能真正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理论与实践内在同一的可能性问题。主体间性所凸显的正是人的原本的主客未分、自我与对象相互通达的生存境域 ,是一切自我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真理与价值等的生发之所。     

从“主体”到“主人翁”：农民工问题的新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数量从少到多，素质从低到高，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向城镇、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推动了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但是他们却遭遇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去权，未能成为所在企业、社区、城市以及主流文化的“主人翁”。只有通过制度、法律和利益相关者的赋权，自身增权，农民工才能真正享受到各项合法权益。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必由之路。赋权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刍议我国政治协商的主体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民主形式,然而由于历史、现实及划分标准不一等因素的影响,也引发了有关政治协商主体问题的热议。因此,笔者认为必须明确中共和以界别为基础的各界非中共人士的政治协商主体地位,以期在新时期更好地完善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初探——浅议产权主体多元化和非国有化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产权主体多元化、非国有化,进行产权结构改革有利于克服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种种弊端,有利于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     

试析主体间性的规定及其问题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与实践方式,人的活动空间与交往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主体间性问题正是源自于这个时代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因而成为本世纪西方人文哲学的聚焦点。主体间性问题的现实依据和内涵及主体性、主体间性与交互主体性三个概念是主体间性问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哲学是思想中的实践,真正的哲学凝结了实践的时代精神,同时又能够在理论思维中反思与超越它的实践基础。     

试论国家作为私法主体的理论依据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过程中国家所具有的私法主体特质是一个敏感性问题,将国家视为私法主体不仅没有危害,而且具有特殊的功能,它通过自身行为的示范作用而使其他私法主体行为规范化、合法化,并能合理地运用价值规律。     

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浅谈军队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始终活跃着一群穿着军装的政协委员——军队政协委员,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军队政协委员"这一特殊的代表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和一道靓丽风景。弄清军队政协委员的性质和地位、权力和权利、责任和义务,进一步提高军队政协委员的角色认同度和增强委员的代表性,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也有助于为协商民主理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应用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政协制度的成长及完善——以协商民主范式为分析框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追求社会主义民主理想过程中创造的民主形式,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针对传统的选举民主越来越难以圆满解释西方社会的现实,西方理论界提出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主义协商范式,试图解决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以保证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正当合法性。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设计,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完善政协制度首先应对政协制度的宪法地位和职能进行明确规定,将政协制度纳入法治国家建设框架,健全人民政协工作的程序机制,同时推进人大的选举民主与政协的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和谐圆融地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优势。     

关于挪用公款罪其他主体界定问题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有明确的界定,实践中,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在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各种变化,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除《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外还应包括其他主体。就围绕＂挪用公款罪主体＂界定问题,有必要对挪用公款罪的其他主体的界定展开讨论,如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挪用公款罪是否存在单位犯罪;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成为挪用公款罪主体如何界定;挪用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如何界定等问题。     

从实践主体论民主集中制的发展趋势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其实践主体应该是党内群众和领导的统一体。实践主体的特点和任务决定着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变化,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去大力提高实践主体的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大力发展党内民主。     

从主体的角度谈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主体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和基本特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因此,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因素主要就是党和人民,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的关系。从主体角度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党内民主、公民意识、主体间合理的信息接受与反馈机制等条件。     

社会转型期的行政主体制度研究——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传统的行政主体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完善我国行政主体制度,要对行政主体做出准确的定位,在法律上明确某些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 明确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的关系,从“公务”的角度来构建我国的行政主体制度。     

从实践唯心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从主体维度对其新哲学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区别于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哲学,就在于它是以实践为基础,从主体的维度来建构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维度来源于黑格尔,尤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集中体现了其实践唯心主义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吸收实践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在哲学史上引起了革命性的变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城市新型共同体——以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建设为分析个案

“单位社会”的瓦解引发了人们对城市新型共同体的呼唤。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建构无疑是一次构建城市新型共同体的探索。它不仅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化与社会化的融合,而且还推进了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的有效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城市新型共同体的社会复合主体仍有着一些需要讨论与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系统分化、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