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免刑情节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免刑情节主要存在数量太少、应当型情节缺失、免刑情节具体设置上过于单一等三大缺陷。对此，我国立法可以考虑在刑法分则中对于一些轻微犯罪适当增设单一的免刑情节或者增设含有免刑情节的多功能情节；改造一些轻微犯罪的量刑情节，使其尽可能地涵摄免刑情节致非刑罚处罚措施与刑罚处罚衔接得当，对于一些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设置应当型免刑情节等方面予以完善。     

绑架罪构成要件认定新解——兼论绑架罪限制性解释之废止

97刑法对绑架罪配置了严厉的法定刑,为了与其严厉的法定刑相称,刑法理论、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均对绑架罪的认定作了限制性解释。这种限制性解释虽然具有它的正当性,但也存在着缺陷。《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最低法定刑的降低,从而使现行的对绑架罪这种限制性解释的前提已不复存在,故有必要将对绑架罪构成要件的认定回归到立法本身和其本来的罪质特征上来。     

略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从宽量刑情节

从宽量刑情节是中国古代刑法对犯罪分子据以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主客观事实情况。中国古代刑法典的不断完善,伴随着从宽量刑情节的内涵的不断丰富,古代立法者对从宽量刑情节的执行也更加全面和深入。从宽量刑情节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从宽量刑情节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封建法制的破坏,充分体现了礼高于法的中国古代刑法的特点。     

绑架罪:量刑之辩

中国的绑架罪罪名源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规定,1997年修订的刑法正式设立绑架罪的法条罪名。但从实践中看,刑法对绑架罪设定的刑罚层次偏少,不能完全适应处理情况复杂的案件的需要,不利司法裁决。     

论减轻处罚幅度——关于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5条的立法建议

减轻处罚是贯彻党和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环节,对于实现量刑公正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存在无限制减轻处罚与限制减轻处罚的学术争鸣,后者又有"下一量刑幅度说"和"减轻底线说"两种立法方案。本文通过对不同立法观点的考察,指出无限制减轻处罚的弊端和限制减轻处罚的适用对象,阐述科学设计减轻处罚幅度的理论基础,深入剖析两种限制减轻处罚方案的优劣得失,主张吸取《刑法草案第22稿》第63条的合理内涵,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5条的立法建议,以弥补减轻处罚幅度的立法缺失,从而将法官的减轻处罚权控制在合理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量刑公正。     

刑法修正案(七)的量刑情节之考论——从禁止双重评价及量刑规范化要求切入

有学者提出在裁量刑罚时禁止双重评价的主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属于基本罪状内容的情节,在量刑时不得重复考虑;二是对于属于加重、减轻罪状内容的结果,在选择了相应的加重或者减轻的法定刑后,量刑时不得重复考虑。本文以《刑法修正案(七)》中的情节加重犯及情节减轻犯为考察范本,在禁止双重评价的原则指导下,提出了基准刑与调整基准刑升降幅度刑的界定法,对新修订的条文如何区分哪些是确定加重或减轻法定刑(基准刑)的情节,如何区分调节法定刑(基准刑)升降幅度的情节,进行了初步探讨。     

未成年人量刑起点之我见

<正>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规定具体的刑度时,立法上并没有对未成年人的量刑幅度另作专门的设置以区别于成年人。也就是说,通常在同等的量刑条件下,未成年人的量刑应当参照对比成年人的处罚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刑法不再设定不同的刑度。因此,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起点与成年人的量刑起点一致,不     

论入户抢劫之户的认定

入户抢劫是修正后的刑法对抢劫罪增加的一个加重处罚情节。刑法规定不明,导致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户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正确理解户的含义,对不同情况下的户进行准确的认定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     

坦白与自首的价值位阶辨析

坦白原本是酌定量刑情节,由于它体现出的人性化价值契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经济的客观要求,《刑法修正案(八)》将其提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这是合适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坦白从宽处理的幅度与刑法中自首的设置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合,使得二者之间的评价尺度趋于混同。坦白和自首之间存在价值位阶,不可混淆。     

绑架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依照本罪的规定处罚。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即以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强行掳走他人，以此向被害人亲友索取钱物的行为…     

论刑法中的减轻处罚与司法适用限度

刑法中的减轻处罚，既包括“可以型”，也包含“应当型”。然而，如何解释与适用减轻处罚的幅度，尽管刑法有明文规定，但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存在极大分歧与争议，带来司法适用中的个案不公平。对于刑法作出的只能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即只降低一格）判处刑罚的规定，不能机械地、形式化地理解与适用。刑法规范的解释必须作类型化分析，并受体系解释与当然解释的逻辑制约。当刑法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时，减轻处罚原则上只降低一格；当刑法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或者“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免予刑事处罚”“免除处罚”时，对于减轻处罚的司法适用，就不应当受“只降低一格”的限制；刑法有关酌定减轻处罚的规定，也不应当受“只降低一格”的约束，最低减轻处罚的幅度完全可以降至罚金刑的适用，即使刑法分则中并没有此刑种的规定。刑法分则的罪刑配置，原则上是针对单个人单独实施某一行为且达至既遂状态而设置的。因此，降低一格判处刑罚的减轻处罚，只针对作为实行犯、实行犯的主犯或者教唆犯的主犯而言，且原则上只具有一个减轻处罚情节时适用。对于从犯、胁从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应当适用、也不需要适用“...     

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但否认从重处罚情节可否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但否认具有从重处罚情节能否认定为自首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厘清主要犯罪事实的内涵、明确量刑情节的刑法定位、把握自首的本质与属性是解决该争议问题的关键。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足以定罪的基本犯罪事实但否认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在基本犯罪事实范围内认定为自首,并在相应的量刑幅度内给予从轻处罚。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取保候审后逃跑又自动归案是自首吗?

自首,是刑法总则规定的对犯罪分子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对被告人的量刑有着重要影响。被告人在取保候审后逃跑,又因同案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行为能否被认定自首?请看下面案例。     

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情况调查与法理研究

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实践中极少被适用。由于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并不丰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等条件设置缺乏量化内容,导致非刑罚处罚的标准非常模糊。检察机关是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的当然主体。非刑罚处罚适用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轻微性、刑罚处罚豁免性、非刑罚处罚必要性等三方面内容。非刑罚处罚适用范围应按照合法性原则界定,只有刑法规定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情形,才能予以适用。     

论法定量刑情节及其写作

法定量刑情节是指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影响量刑幅度的案情事实 ,其具有法律的规定性、情节的特殊性和量刑的制约性等特点。法定量刑情节可作三级分类 :一级分为从宽和从严两大类 ,二级分为应当和可以两小类 ,三级分为免除、减轻、从轻和从重四种。法定量刑情节的写作包括法定量刑情节的叙述和相关法条的引用两项内容     

前科量刑价值研究

前科作为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普遍作为加重情节适用。但是,由于理论上对前科的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实践中对前科的范围也把握得不明确,因而前科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适用还存在不妥之处。应当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在责任刑之下发挥预防刑的调节作用,前科加重的"射程"应当限定在责任主义范围之内,并且未成年人的前科不应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     

对自首的再认识

自首从宽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刑罚制度 ,也是一项重要的量刑法定情节。自首的两个构成要件是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其中更应该注意的是关于余罪自首的法律认定。刑法规定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一制度对感召犯罪分子主动投案 ,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 ,有效惩治犯罪 ,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国胁从犯制度的考量

我国刑法理论按作用标准划分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种法定的独立共犯人。对于胁从犯之说是否合理,学界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被胁迫参加犯罪”并不能成为胁从犯是法定独立共犯人的依据,它仅为一种共同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将其归入主犯或从犯加以处罚,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被胁迫情节＂,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标准应重新界定

我国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立法存在处罚标准低、量刑幅度不均衡、量刑档次不符合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需要、量刑标准不唯一等缺陷,因此,应该完善立法。修改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有利于科学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腐败,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教育功能。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设置,应明确犯罪数额标准,制定合理的入罪标准;刑罚幅度应协调合理,切忌"牛栏关猫";加强对贪污受贿罪财产刑的适用;注重法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