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个科学命题——与黎澍同志《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商榷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个科学命题,其实质就是讲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或真正动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不同意黎澍同志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中提出的否定这一命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本文拟就黎文提出的这一科学命题的所谓“三个错误”,讲一些看法,以求教于黎澍同志和其它同志.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理论彻底性”的深刻意涵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理论彻底性”这一命题,进而探索出了德国革命的基本立场、必要途径和最终归宿。马克思此时的论述中蕴含着“理论彻底性”实现的前提条件、根本立意、现实旨归,按照《导言》的逻辑顺序以及其《德法年鉴》时期这一理论发展阶段加以考察,便能领略“理论彻底性”的深刻意涵,即,将批判的眼光从宗教转向宗教所依仗的世俗基础;将理论当作改造世界的工具而不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的一步;最终唤醒所有人为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意识而不是用消极的态度对待革命现状。     

“十一五”欲破解九大命题

审视即将来临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个重大命题摆在面前,《建议》欲破解九大命题:新农村建设,一个系统工程。自主创新,一个战略课题。产业结构,期待进一步优化。     

“和谐社会”提出的意义及其内涵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哲学分析

“消灭私有制”是指消灭那种只有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共产党宣言》并没有由此否定一切个人财产及个人所有制。继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命题。从哲学上分析,该命题依据于否定之否定、人的存在方式、劳动者产权等理念。“重建个人所有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首先,它重新确立了劳动的自主权;其次,广大劳动者拥有自己的资产;再次,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既允许竞争又加强协作,注重那些重要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发展。     

“和诺社会”提出的意义及其内涵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非苏联学者的首创

黎澍同志自一九八五年以来,发表了几篇文章,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支持其观点,黎文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了历史考察,结论是“这个命题起源于苏联哲学家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     

“警钟”需要挂心上

“闹钟挂墙上,警钟需要挂心上。”已故北京市副市长李润五同志如是说。 为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作为党组织,作为领导,都有为党员干部、为下属、为同事敲“警钟”的责任,使其有错即纠,防微杜渐。而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本人,则需时刻将“警钟”挂心上,用《党章》、《准则》严格要求自己,用上级党政的三令五申约束自己,用     

一个关键词——关于“可杀可不杀”

我在这里向读者推荐李庶民先生的一篇杂文,题为《什么叫“可杀可不杀”》,登在6月5日浙江省政协主办的《联谊报》上。李先生我不认识,但这篇文章有助于对法治观念和法治实践的思考,很值得关心法治的人们一看。文章论及,“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并不意味着政策的宽大,“可杀可不杀的要杀”也不说明严打力度的增强;关键不在“可杀可不杀”,而在“该杀不该杀”,而“该杀不该杀”应有法律的界限,“可杀可不杀”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可杀可不杀”的命题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随意性,不是基于某行为主体是否犯了依法该杀之罪,而是取决于对其罪行以外诸多因素的考虑。     

关注“拇指思想工作”

随着中国手机和小灵通用户的迅速增加,“拇指一族”、“拇指经济”、“拇指文化”、“拇指文学”等新名词大量涌现。现在,笔者想提出一个“拇指思想工作”命题,即主要运用手机来做好用手机收发信息者的思想工作。那么,社会上存在“拇指思想工作”吗?回答是肯定的。     

"一体二元"与华夏文明

笔者曾在若干论文中提出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基本模式为“一体二元”。所谓“一体” ,是指统一的世界本体 ;所谓“二元” ,是指在统一的世界本体中 ,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要素、单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远溯至《周易》 ,就提出了“一体二元”的雏形。在殷周之际产生的《周易》中 ,第一次出现了阴 ( --)阳 ( -)两个符号 ,这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形态。接着《易传》作者借释《易经》 ,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 ,它还说 :“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这里“太极”就是“道” ,“两仪”就是“阴阳”。这表明 ,《周易》的“太极”(“道…     

论“紧箍咒”之不可取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笔者在编写一部丛书时，读到一篇以“紧箍咒”为话题的文章。文中将“紧箍咒”喻为现代的“法规”和“纪纲”，并对唐僧利用“紧箍咒”对孙行者进行控制极表赞许。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所谓“紧箍咒”不过是淮海儒士吴承恩在其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虚拟或借喻。然而，神话世界所反映的事物，归根到底是现实世界曲折、变形的反映。吴先生在其志怪小说《禹鼎志》的序言中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那么，吴先生所说的“人间”，是什么时代的“人间”呢?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     

“闲人”与“尊严”

《鱼人》《鸟人》《棋人》是剧作家过士行成名的“闲人三部曲”。《坏话一条街》和即将上演的《厕所》《活着还是死去》,构成过士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尊严三部曲”。     

现代化≠西方化--对《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另一种解读

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的主旨是要给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创立一个“文明”的范式,然而在阐述“文明的冲突”范式的同时,他通过对“一个世界”范式的批判,又智虑地提出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的命题。这一命题对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简谈“三祖文化”

谈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通常以“炎黄文化”为正称。1993年10月,我根据炎帝、黄帝、蚩尤在涿鹿遗迹和史志的考察研究,第一次提出了“炎黄蚩三祖文化”的观点。1995年9月,就这个命题又专门召开了“全国首届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从此,一个新的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源根的命题正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并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和高度重视。     

“两会”代表、委员关注政府机构改革

李鹏总理在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各级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向大会作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而进行的这场政府机构“革命”,在这次的“两会”上,受到代表、委员们的格外重视。     

“马列责我开生面”补

记得大概是1990年下半年吧,我在《瞭望·珍珠滩》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列责我开面》。那是因为有感于当时滋生的一种论调,仿佛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将过去所固守的东西否定得过多了,而提出了一些在他们看来是“靠不住”的诸如“商品经济”、“初级阶段”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当为。所以我     

《“惩尤物”异议》一文读后

妖姬奸相诚可恨,自古乱阶实君王。(注)放眼神州万千事,端正党风第一桩。 注关于“乱阶”,楚庄同志所作《“惩尤物”异议》一文的开头说:陈鸿《长恨歌传》提出《长恨歌》的主旨是“惩尤物,窒乱阶”,而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之祸的“乱阶”是“尤物”,即贵任在杨贵妃……《“惩尤物”异议》一文读后@赵登庆 ~~     

从哲学解读“中国特色”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实质上是对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无法完全回答当今时代和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的一种理论反映,是总结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一种历史启示,是深刻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中国”实现方式及其当代意义的     

“所谓作家”

《所谓作家》是一部长篇小说,由甘肃作协主席王家达创作。著者用调侃的语言“致高贵读者”道,他在书中“用一支秃笔记述了边陲小城一群可爱的绅士和淑女高雅而富于刺激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种种美德”。这些“绅士和淑女”,就是一群“所谓作家”。作者的自白一点儿不错:写豆腐块出身、爱当人面扣脚趾缝的市作协党组书记以身为“六品绿豆官”而沾沾自喜。而《文艺春秋》杂志主编则成天吞云吐雾,不屑于当官。浪漫诗人“怪蛋”以“嫖风”为荣,一贯胡言乱语,一顿喝一斤二斤酒没有问题。革命诗人“红蛋”愤世嫉俗,虚指江山,乃一时之“雄”。小说家“皮蛋”全身名牌包装,没写什么作品,却已花钱跻身于多种“名人词典”,名片上名头密密麻麻。剧作家“操蛋”擅长将别人作品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影视剧上映,常用捞得的钱陪着“小蜜”逍遥。这“四大名蛋”之外,还有一位叫“胡球然”的才子,就更其风流倜傥了。他下乡采风,当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