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访惠聚”活动推进南疆乡村法治化研究

南疆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着缺乏法治氛围、法律实施与非制度化因素相冲突、执法困境、村官腐败、极端势力渗透等一系列问题。访惠聚工作队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垂直社会治理模式,在法治建设方面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共治,并在普法、建立乡村法治长效机制、完善村规民约和培育村民民主自治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最美村医魂——追记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汪维庚

一个天蓝色出诊包,伴着汪维庚走遍了武汉市江夏区金港新区勤建村。此刻却染着血,物是人非了。汪维庚的妻子施金枝拿出丈夫的医药包,里面装着听诊器、小电简、棉签、注射器、胶布和几个小药瓶,     

新“乡贤”的基因探寻及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新乡贤可以为乡村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但乡贤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德行与才能是新乡贤的历史基因也是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一评价标准存在模糊性与主观性的特征,容易被掌握有自由裁量权的行动者所利用,为自己的私利服务。支持乡贤发挥作用的因素还有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与权威取向,这些因素会对乡民群体建设乡村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基于对这些消极影响的思考,在此提出了大众参与的制度化治理观点,希望通过大众积极的参与加制度化的规定来实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趋利避害。     

“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基于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案例研究

“三变”改革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总结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和成效进行总结,阐述“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机制和路径,指出“三变”改革在确权、收益分配、产业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对助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论乡村旅游发展优劣势与出路——以玉屏侗族自治县为例

乡村旅游在县域经济产业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通过对玉屏侗族自治县乡村旅游优劣势的分析,寻找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问题及困难,并探讨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VUCA环境下欠发达地区乡村韧性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VUCA环境下,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复杂,自然灾害频发,二者交织,乡村韧性提升成为重要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欠发达地区乡村需要在充分发挥人口密度小、生活自给率高等优势基础上,提升韧性,补齐空间布局、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短板,增强应对扰动的防御、恢复与自我发展性。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以韧性理论为工具,构建乡村韧性的“5P”结构模型和测度体系,并以甘肃省为例,对乡村韧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甘肃省乡村韧性整体偏低,空间上呈现河西地区高、陇东南地区低的特征。欠发达地区应以县域为基础,针对“先行示范型”“稳步推进型”“持续跟进型”三类县域特征,走差异化路径提升乡村韧性,分类施策,稳中求进推动乡村振兴工作。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两委”职能定位及绩效评估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村两委作为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者和实践者,其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的重要职能可以定位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六个方面。作为农村社会的公共管理部门,村两委职能绩效评估面临着现实困境,文章从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原则出发,阐释维度—基本指标—修正指标和对象—主体两种绩效评估模型的构建,以绩效评估的基础、动力、氛围和保障为内容,提出了有效实施对村两委职能绩效评估的具体路径。     

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空间的重塑路径探析——基于贵州“村BA”的经验启示

建构充满生机活力的乡村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贵州“村BA”以其特定的乡村文化场域、普通的文化主体、本真的文化形态，通过多样的文化载体推进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打造出了底蕴深厚、生机勃勃的乡村文化空间。凸显人民群众文化主体地位与尊重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以文化联合发展的形式保持文化样态的本真纯粹，以乡村文化振兴牵引乡村产业兴旺，是“村BA”的成功经验。基于乡村文化式微的现实，必须对乡村文化空间加以重塑。借鉴“村BA”的成功经验，可从党建引领、主体回归、传承创新、文化交融、科技赋能等方面探索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空间重塑的有效路径。     

加快实施“乡村流通工程”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最近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供销合作社"二次创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流通工程",以流通促农业生产、促城乡统筹、促农村和谐.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从调研人手,狠抓规划和特色,狠抓督查和落实,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工作思路,即"达成了一个共识、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注入了一笔资金、制定了一个规划、召开了一个高规格会议、打造了一批工作亮点",在实施"乡村流通工程"建设中取得了初步成效.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重庆市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考建议

“乡村旅游,它是以乡村田园风光,特色农业景观,乡村民俗文化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为旅游吸引物而进行的兼带观光、度假、休闲性质的旅游活动”[1]。随着党中央提出“十一五”新农村建设决策的实施和“2006中国乡村游”的启动,乡村旅游在全国各地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据测算,目前全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了3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了400亿元人民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乡村旅游已成为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和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一、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一)乡村旅游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多元化,增加农民收…     

城乡一体化是建设美丽乡村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当前德钦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我们要结合县情实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四为之路三县建设”战略目标,全力巩固好过去德钦取得的发展成果,确保实现全县经济社会大跨越大发展大繁荣。     

信赖的力量——宣恩县推行乡村医生、农村教师担任“村官”侧记

“多亏了冯书记,医生说要不是他急救措施做得好,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宣恩县椿木营乡杉坨村村民杨力刚谈起自己住院被抢救的事,仍难掩心头的感激。     

行政、司法与个人：乡村矛盾纠纷化解的互嵌逻辑——以陕北富县“两说一联”为例

在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中,乡村作为基层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单元形态存在,然而,矛盾纠纷的复杂演变却与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需求相悖。对陕北富县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机制——两说一联的探究发现,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综合考量多重力量的互嵌整合,构建合作利益链条。因此,通过复原矛盾纠纷事件及运用两说一联化解纠纷的具体过程,从角色定位、利益整合与观念转变角度来探讨互嵌逻辑的实现。     

村“两委”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全面吹响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号角。“美丽乡村”建设行动,是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使命,是统领云南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宏伟蓝图,是4600多万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行动。“美丽蓝图”要求各级干部尤其是新一届村干部拿出“美丽行动”,宏伟目标才能变成美的现实。     

美国解决外来人口和乡村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做法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他们被称为“农民工”。据劳动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我国现在流动人口1．2亿，其中农民工占90％，约有一亿多人。     

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项目内卷化负债——基于安徽G县的调研与思考

文章认为,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村级债务主要呈现为一种项目内卷化负债,这一主体性负债型态的根源是分税制改革以来所形成的项目治国式财政分配体制。各类流水班车般的建设性项目资金,在经历县级部门的配套设计、责任分解之后,以偏离农民需求表达偏好的方式被大量散播到乡村,并在基层数字游戏和乡村面子竞争效应的共同作用下,造就了乡村项目依赖症,推高了村级负债规模。项目内卷化负债虽在短期内具有提升村级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却在乡村选举与治理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意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