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模式”

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方面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坚持“同心”引领 共创“中国模式”

民主党派践行＂同心＂思想,核心是坚持中共领导,坚持多党合作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根本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力助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创造兼具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关键是加强自身建设,发挥独特优势,在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中服务科学发展。     

现代“监管国家”的兴起与中国的选择

由于市场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规制行政的存在与发展就不可避免。当前,监管国家的兴起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各国都在着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监管模式。这为中国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参照,但是,基于国情的差异,特别是政府管理模式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调整过程中,中国的选择必然要求中国特色。     

基于“中国梦”的大学生国家认同培育研究

大学生国家认同建设工作需要"中国梦"理论的介入;"中国梦"理论的国家认同价值,主要表现在:它是强化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理想动力、它能增进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和当代中国政治认同;需要科学设计基于"中国梦"理论的大学生国家认同培育体系,具体包括: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发挥其国家认同培育的主导作用;设计旨在推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社会实践,发挥其国家认同培育的推动作用;重视家庭教育,发挥其大学生国家认同培育的熏陶作用。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主要内涵、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主要问题和重大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凸显了＂中国模式＂研究的初始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就在所难免。     

两岸统一的模式探讨与路径选择——建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

“一国两制”是目前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方案,也是重要的指导原则和政策底线。由于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未来应该在“一国两制”基本原则下,通过对“港澳模式’’的突破和发展,建构解决台湾问题的“台湾模式”。国家结构理论的视角对“台湾模式”的模式建构和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是在两岸统一问题上,比较符合两岸关系现状和双方共同利益的较佳方案。     

以“五位一体”育人模式助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不仅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头等大事,同时对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助力大学生成长成オ意义也十分重大。基于此,高校可以从创新性地构建集"课程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以及"协同育人"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五位一体"育人模式着力,以更好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青年学子中落地生根。     

关于“中国模式”的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极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对于这些经验,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概括:一是官方表述并认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二是中国模式理论。考察这两种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探讨今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同时也具有紧迫的实践意义。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中国国家观念的古今之变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历史文化的国家,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自己想象和建构世界的秩序图像,即集宇宙天道秩序、人文政教为一体的天下体系。当中国仍然深陷于中国朝代更迭的超稳定结构中,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加速生长,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并进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公元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加速和深化了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古典中国的世界秩序图像无可避免地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相碰撞。这种碰撞既是空间维度上的中西之间的碰撞,也是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由此,带来的历史事实就是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危机。为应对现代性挑战,中国走上了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来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道路。迄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仍未完成。     

“中国模式”政党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各政党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基础之上,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中国模式的政党制度既有对中国多元一体、贵和尚同的传统和谐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又有对西方现代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吸收,是多元文化融合与交流的结果。这一制度是继西方现代政党制度之后的创新发展,不仅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而且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为多民族、多党派、多元文化国家解决政治权力分配问题和处理政党关系作出了成功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和实践范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新贡献。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模式的反思是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关系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源于西方的经典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对当下的中国刑事审判实践解释力不够,而本土理论则在“何为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关涉的要素等方面含混不清,严重影响到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刑事司法改革指导功能的发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因地制宜,并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实践状况,从宏观的诉讼阶段上来把握。     

对我国刑罚目的的再思考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的核心,对刑罚目的的选择直接影响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目的所体现的法的价值理念应与国家所追求的法的价值理念相适应。预防论的刑罚目的理论因其固有缺陷并不符合我国国情,而报应论的刑罚目的理论体现了对正义、公平、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的追求,符合我国的法的价值追求,适合我国国情,应当作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再思考——以检察机关试点工作为视角

对刑事被害人给予经济上的救助是当前其最迫切的需求,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刑事被害人经济救助制度,以填补立法空白。国家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经济救助对保护人权、提升政府公信力、追求正义价值等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功能,需要将该项工作尽快规范化、法律化。     

论国家的外交风格及其作用

一国的外交风格多表现为该国外交的某种特质、格调或品味，有时也表现为某种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外交行为方式，它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一国之外交风格深受该国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影响，并与其外交性质、目的等有内在统一性，它在推进该国外交利益实现过程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对中国外交而言，外交风格对提升中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形象上的亲和力、道义上的感召力尤具特殊意义。     

论国家在反工作歧视中的作用

本文是对我国工作歧视现象的研究。本文分析了我国工作歧视的形式,分析了工作歧视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对策。本文作者认为,国家的作用在我国反工作歧视中至关重要,国家不仅要完善立法和执法,还要规范自身的用工行为,清理和及时废止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相悖的法律法规,承担生育成本,培育劳动者自身组织的力量等等。     

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看待,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些结论、某些观点有“过时”的地方,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三是必须正确处理好民族性和时代性关系;四是必须不断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对中国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机制的反思--以退耕农利益保障为视角

现行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机制由于其制度缺陷不能充分保障退耕农的经济利益,也难以对退耕农形成长期有效的经济激励.要保证退耕还林工程的持续性就必须保证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政策的延续性.由此,应摒弃"补助期限"的规定,并重新合理确定退耕还林的经济补偿标准.为了保障退耕农的长期利益,也应尽快确立"养护者受益"原则,建立"退耕生态林收购"制度.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