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要多看群众的“脸色”

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说话、办事,总是先看上司的“脸色”。上司的“脸色”晴,他则说话滔滔不绝,办事利利索索,尽力发挥表现;上司的“脸色”阴,他则说话胆颤心惊,办事谨小慎微,唯恐有所冒犯。因此,他们活得非常累,没有个性,没有主见。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有一种“脸色”是应该多看的,那就是群众的“脸色”,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真实的东西。当群众的“脸色”好看时,他们生产积极性高,工作劲头大,说明你的决策或言行是正确的;相反,当群众的“脸色”阴沉时,他们在生产和工作中无精打彩,干劲锐减,说明你     

形形色色的上司

公开议论上司,有点像给老虎拔牙,不过我上司很少看报纸,安全系数较高。最能干的上司是办公室李主任。我刚调到这个单位,老远就听到“银铃般”的笑声。头儿笑着说“你的头儿是个大嗓门,挺能干的”。我不知道头儿的这个评价是反话呢还是真的这么认为。一个大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违心”论

人的一生中,难免说些违心话,作些违心事。我一度以为,这只是凡夫俗子的人性弱点,可后来知道地位如古代宰辅的周恩来,在文革中也违心地称颂过林彪、江青;人格如中流抵柱的邓小平,在文革中也违心地作过检讨。我转而又想,世上能不违心者,大概只有受万众顶礼膜拜的至高至尊者一人而已。可后来又得知,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毛泽东,在写于湖南滴水洞的一封信中,也坦白自己认同被“亲密战友“用作打鬼的钟馗亦出于违心。于是我便得出了一个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违心之于人,扰病恙之于人耳,你一生不患恶疾沉疴,总会患点儿伤风感冒,无论是金枝玉叶之体,还是草芥蚁民之躯,概莫能外,只是发作的时候和轻重有所不同罢了。人之违心有多种表现:赵高指鹿为马,满朝同僚皆唯唯无敢有言非马者,那是慑于淫     

信仰小议

信仰是一个人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在人类的精神王国中,信仰影响、支配和制约着人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毛泽东同志曹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观古今中外,凡那些功齐天地、名垂千秋的英杰,身上确实闪烁着一种“精神”,这“精神”就是他们的崇高信仰与执着追求。 但是,一个人的信仰确立是受主观世界与客观外界因素共同制约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生活领域、人生阅历、知识水平、认识角度的差异性,因此,人的信仰无疑也是千差万别的。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和建立社     

北京市朝阳区开展“援建军营图书室共建学习型军营”活动成果丰硕

在8月7日召开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经验交流会上，市直机关系统启动了公务员文明礼仪教育实践活动，4万多名公务员在2006年下半年将轮流接受专门的礼仪知识培训和学习奥运知识，并在“带头做一个好市民”活动中带动市民营造文明社会风尚。首都文明办主任张慧光出席经验交流会，她在讲话中强调，公务员代表政府形象，启动公务员文明礼仪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要求公务员对文明礼仪从“知道”转入“做到”，为市民做出表率。     

考63次公务员,底层青年的另一种梦

29岁的农村青年孙海岩,8年来一共参加了63次公务员考试,让人震惊.孙海岩的命运,能否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公务员考试而发生改变,不得而知,但他8年63次公务员考试的“奇葩”经历,却难免让人唏嘘. 尽管孙本人说,之所以考公务员,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公务员,当公务员是我的信仰”,但“信仰说”恐怕只是他给自己的心灵慰藉罢了,更主要的原因还应当是“改变命运”的现实诉求. 孙海岩只是千万普通农村青年的一员,他们没有家庭可以依靠,也并无过人才智,更缺乏创业青年的闯劲儿,所以,他们将“死到体制内”视为改变命运唯一出路,并愿为之付出巨大代价,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10元钱拘留15天

通过对《法律常识》的学习,我知道了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违法与犯罪的联系等知识。我认识到: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我们既然要守法,就必须知法,要知法就必须学法。但是,也有的人认为学不学法律与已无关。由于不学法,     

我们还需不需要信仰?

在当下的中国谈论信仰不是一件时髦的事。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国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有过信仰，但他们在为信仰付出热情和劳作之后，发现自己被迫面对失落和荒谬，于是便把信仰当作骗人的符咒抛弃了。拜物时代的到来加快了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缺席，以至于你现在同某个中国人谈论信仰时，他很可能以一种只有在注视恐龙和白痴时才会有的目光注视你。没有信仰成了神经正常的标志，而有信仰则被当作某种精神上的疾病。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我们现在处于“后信仰时代”。如果你追问这些人放弃信仰的理由时，他们会说：“信仰意味着把一生交给渴望而不可及的…     

干部考法

“学法考试，你合格了吗？”这是一些省直机关干部最近见面时，脱口而出的问候语。11月15日到12月10日，省直机关3万多名公务员参加了2013年度法律知识考试：100道选择判断题，答对80题才算合格。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探析

“法律信仰”源于美国学者伯尔曼的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近年来，我国法学者对“法律信仰”这一命题，因对“法律”和“信仰”概念的理解不同而颇有争议。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应在现代中国语境下进行探讨，把握法律能够被信仰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培育公务员精神 锻造公务员队伍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团队,如聚没有精气神,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活力、效率和积极性。公务员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是由一个多种品质构成的精神共同体,即是公务员的政治素质、思想作风、职业素养、道德情操、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培养和发扬公务员精神,对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至关重要。     

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党员干部的信仰问题

早在1922年,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病根是没有信仰,因而,改革“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历史在进步,我们的时代早已不是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但就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革这一点而言,却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的,这就是,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信仰问题已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极为关注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们有理由认为,信仰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民间问题”,不仅仅是理论或学术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精神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整个社会、整个…     

法律信仰与法治建设

何平在《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法律信仰和法律制度是形成法治社会的两大支柱，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建成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信仰，应当包括法律信服心理和法律拜从行为两个方面。     

乡村九旬老人建起博物馆

没有营养的人容易生病，没有文化和信仰的群体容易浮躁，这“浮躁病”比身体疾病更难治愈。对历史的遗忘、知识的残缺乃至价值观的混乱、信仰的迷失是当今社会的尴尬。我要发挥舍热，在家乡建一座博物馆，以传承祖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给后人留下一笔永久性的精神财富。     

警务公开是一个趋势——对话湖州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金伯中

“在我的理念里，公安工作发展，警务公开是一个趋势，我反复讲的一个观点是，既然警察的权力是老百姓给你的，你凭什么不让老百姓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是潮流。潮流是不可违不可逆的。”     

培育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取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 (《社会契约论》第 2卷第 20页，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法律的实现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制的自觉信任和普遍维护，法制观念和法律信仰是实现法制的内驱力。没有对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任何社会都不能迈进法治社会的门槛。由此可见，法律信仰是中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现实起点。 …     

司法改革：谁是法官的“上司”？

“法官的上司”的问题，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要义。马克思曾说：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按理，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它是经过特定的法律程序形成的国家意志，反映的是执政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因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最大的政治。     

如何做个开心的上班族？

放过你的下属无论你是高管或者只是个基层的小组长，都是剐人的上司。然而，你的下属并不会每个人总那么“听话”，也不可能没有失误或错误，特别是那些屡教不改的下属，那些经常和你唱反调的下属，常常让你火冒三丈，浑身不舒服。所以你总想找个机会教训一下他们，     

浅论法律信仰危机与信仰的培育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的提出，使得法治精神渐在社会生活中深入人心。但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加深，一个严重影响此进程的危机也同时显露出来，这个危机就是法治精神内核的整体性失落，即公民法律信仰的失落。一个社会若失去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中国当下法律信仰的悖论——基于对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分析为视角

法律信仰是我国法治国家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结论是在西方法律与宗教相互融通的框架下展开的。他在《法律与宗教》中,最终关切的是失去了法律的宗教日益失去其社会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内心、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崩溃。而观照我国当下的法律信仰问题,在法律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国家,过于强调法律信仰的作用,可能让我们忽视了真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一定需要以民众的法律信仰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