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制和社区矫正的本土化

管制在中国刑罚历史上恐怕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刑种.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是我们党和国家依靠人民群众同犯罪作斗争的一项成功的经验,也是教育刑论刑罚理念的体现,是短期自由刑最好的替代刑,顺应了社会化行刑制度的刑罚发展趋势.管制作为社区矫正制度之一,在目前阶段遇到的困难不足以否认管制的存在价值.应借鉴域外经验,在社区矫正中,加入更多对罪犯的惩罚措施或让其补偿社会的规定,完善和加强社区矫正的监督能力,真正关心个体罪犯的精神矫正,让观念启蒙制度,制度推进观念.     

行刑社会化滞后的成因与对策

犯罪原因论、刑罚的负面影响以及当前改造工作以提高改造质量为中心的高标准都决定了行刑工作必须社会化.然而,现阶段行刑社会化呈明显的滞后现象,其成因主要来自社会、罪犯亲属、罪犯自身和监狱等方面.因此,必须树立行刑社会化思想,加大宣传力度,建立行刑社会化运行机制,消除自由刑的缺陷.     

试论管制刑之完善

管制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刑种,其存废论争可谓见仁见智。就管制刑的历史由来和理论价值而言,保留该刑种深具意义。当然,按照社会法治发展的现实环境和管制刑的制度设计分析,该刑种必须予以反思和改造,以弥补该刑种的缺陷使之适应社会法治发展之现实。     

对我国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质疑——以社区矫正的性质为视角

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的划定应当与社区矫正的性质以及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相一致。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化的刑罚执行活动。根据是否具备社会化行刑条件这一标准,假释制度、缓刑制度与管制刑制度完全具备社会化行刑的条件;暂予监外执行制度部分具备社会化行刑的条件;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服刑人不具有社会化行刑的条件。     

罪犯改造流程科学化设计——羁押期间分段模式下的罪犯改造一般性方式研究

改造罪犯成为社会适格公民是具有中国特色监狱行刑工作的一般价值追求,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主要目标,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监狱行刑以促进罪犯再社会化,顺利回归法治秩序社会为最终目标,罪犯的刑罚与改造需要更加科学、合理与有效。在现有制度与秩序下,科学设计罪犯行刑期间,合理安排罪犯教育改造内容,积极提升罪犯改造绩效,实现监狱行刑法律与社会效益,是现代监狱行刑的主要任务。其核心内容是,根据人的假设理论,按照罪犯刑罚羁押期限,科学划分罪犯改造流程期间。在每个期间,以一般罪犯心理变化为基础,以期间时间与环境变迁为线体,以罪犯认知与改造质量为根本,坚持改造即学习的原则,制定针对性的监管与改造措施,实施因人施教,项目化矫正,促进罪犯改造主客体一致,增强罪犯自我改造的效率,实现监狱行刑目的。     

论我国监狱的行刑社会化

行刑社会化,是指我国监狱在对罪犯执行刑罚的过程中,积极组织和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参与对罪犯的改造和矫正,放宽自身与社会隔离的界限,使内在的行刑环境与社会环境相衔接,以促进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行刑社会化是我国监狱行刑的重要原则。文章根据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实施现状,提出五项建议:一是扩大假释的适用;二是设置半开放式监狱或监区;三是充分利用社会教育;四是组织罪犯监外劳动;五是完善社区矫正的制度。     

新刑事法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回应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罚体系的调整直接改变了监狱押犯的构成。随着重刑犯、长期犯的比例增加,行刑监管难度不断攀升。针对"1+8"类罪犯改造的突出矛盾,监狱应细化分类、分级处遇制度。余刑三个月以上的短期犯送监执行以及老病犯的逐渐沉积,亦对短期自由刑改革与行刑社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提升罪犯减刑、假释率之余,还应建立由监禁刑过渡到非监禁刑的行刑阶梯,从而使监狱行刑与社区矫正之间衔接贯通,保持必要的刑罚张力。     

对监狱行刑社会化的若干思考

随着人们刑罚观念从报应刑到教育刑的转变,对于行刑的指导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基于对行刑效果的考虑,并出于行刑人道化的价值取向,监狱行刑社会化问题日益深入人心,逐步成为当今世界行刑方式的主流.对行刑社会化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将有利于监狱行刑社会化在我国的推进.     

从行刑社会化谈缓刑制度的改革

<正> 一、行刑社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行刑社会化是指在执行刑罚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行刑社会化的标志是放宽对罪犯的自由度。但是,罪犯的自由,无论如何     

论管制刑的适用与完善

管制刑是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它是针对犯罪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并且不需要关押的犯罪分子而专门设计的。由于没有规定违反管制刑的后果或处置措施,管制刑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从而导致管制刑被虚置的情况发生。管制刑不应被废除而应予以保留。为了使管制刑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应从管制刑的内容、执行程序上进行修改、完善。     

关于学派批评的美学检视

近年来文学批评领域出现的一场学院派批评成败得失的争论,有其复杂多元的思想与时代背景,它是有意义的.但学院派批评尚非严格意义的学派批评,它存在的某些不足与缺陷,从理论美学上加以检视可知,要建设真正的学派批评必须解决好三个重要理论与认识问题.     

滥用职权罪疑难问题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是对国家公务正当性的侵害,而＂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犯罪客体遭受侵害后的＂进一步结果＂,将其解释为客观的超过要素是妥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民法典背景下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的解构

国际法分为自然法与实在法两种范畴,这两种范畴对国际法的渊源进行了粗略的分类。归属于自然法的一般法律原则虽然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但在国际法的实践中始终起上位指导作用,对国际法有着极为重要且独特的补充机能。需要从资源型要素、进路性要素和动因性要素三个方面全面理解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的内涵,并从法的渊源理论入手,结合较为成熟且与国际法有一定相似性的民法理论,具化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增强其应用性与发展性。     

法经济学视角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因和意义

举证责任倒置是在程序法中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衡平,是一种给予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案件中受损害当事人的特殊法律救济方法.其实体法基础是在这些特殊侵权行为中民法上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特殊规定,而其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却是由于行为人在行为中的注意成本合理与否所导致的.本文以初步的经济分析方法探究注意成本与行为人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结果对程序法上举证责任倒置的影响,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根源,旨在提出对特殊侵权行为案件中受损害的当事人的原则性法律救济方法.     

青少年维权工作新视野

优化配置青少年维权资源，整合维权机构权责，核心问题在于青少年维权机制的调整和优化。在维权工作理念变革的基础上，整合政府部门的条块资源和机构，构建一个以共青团组织为主导，家庭、学校、社区等多部门组成的多维网络保护体系势在必行。同时，寻求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的维权结合点和机制建设平台，也是确保青少年维权机制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     

始终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党校教学的全过程

党校作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在党性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当前,在党校教学中党性教育存在着对党性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党性教育规律研究不多以及教育方式陈旧等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把丰富知识、提高能力与增强党性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育的根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治安调解若干问题研究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依法对因民间纠纷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非处罚性处理方法。究竟需要怎样的治安调解制度,应当将其置于整个纠纷解决机制之中加以考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关于治安调解的原则性规定,治安调解适用的情形主要在该法第43条和第49条规定调整的范围内。治安案件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只需表明自己的权益受损,证明责任由警察担当。但不应将公安机关的证明责任绝对化,尤其是在当事人因民间纠纷提起治安处罚程序,要求公安机关追究对方责任的情形下,当事人应当对证明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治安调解的程序适用一方面应便于公安机关掌握纠纷事实真相,明确双方责任,提出处理建议;另一方面还须为调解不成或者不履行协议的治安处罚服务。     

论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农民权益

植物新品种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生物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利用其先进的生物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农民对新品种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益进行平衡。因此在这里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农民权益进行了归纳分析,并提出了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农民权益制度完善建议。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

刑罚本质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方孔先生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动物性,这种理解无疑是肤浅的,对刑罚理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只有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理性视角出发,分析报应刑论和目的性论的分歧和利弊,才能真正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即刑罚的本质是并合主义论。     

行政诉讼类型化之标准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行政诉讼制度发展趋势之一,学者们探讨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划分构想,但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而显得行政诉讼类型各有侧重,纷繁复杂。因此,只有厘清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标准问题,通过探讨标准的重要性、标准选择的考量因素以及世界各国对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的选择,才能得出我们划分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标准。